论曾国藩与曾国藩研究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论曾国藩与曾国藩研究
朱东安
提要：曾国藩在近代史上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他是阶级的产物、历史的产物，也是传统文化的产物。当他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时候，面前存在着太平天国、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三股政治势力，曾国藩对他们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对策。因此对曾国藩的研究，我们不应再去重复过去的做法，一味歌颂或一味批倒，而应作具体分析。
曾国藩从事军政活动的１９世纪５０—７０年代，正是中国由独立的封建国家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急剧转化的时期。适应新的政治形势，曾国藩提出一整套以小变应大变的对策，主张信守不平等条约，残酷镇压人民起义，积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努力维护封建制度和传统文化，从而为清朝统治者解决了新的政治课题，并对其后的历代统治者产生了巨大影响。
曾国藩在近代史上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阶级的产物，历史的产物，也是传统文化的产物。
当时，总的来说封建制度和统治阶级已经腐朽，但在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的情况亦有差异。曾国藩的家乡湖南，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民族杂处，动乱频仍。这种极不安定的社会环境养成当地地主阶级争强斗狠的习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政治嗅觉特别灵敏。湖南的学术界和知识分子也相应地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顽固保守，一是注重经世致用。自宋以来，儒学各派已几经兴衰，而湖南封建地主阶级的文人则始终以程朱理学为宗；尤为突出的是，他们在学风上务实而不尚空谈，关心天下大势，注重研究有用之学和社会实际问题。创自宋代的长沙岳麓、城南两书院，就成为传授这种“义理经世之学”的中心。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罗泽南、刘蓉、刘长佑、曾国荃等人都曾在这里学习过。他们切磋学问，议论时局，气味相投，此呼彼应，逐渐结成一个集团，而身居高位的曾国藩就成为他们的领袖和代表。
曾国藩出身在一个处于上升中的地主家庭，自幼受到父祖两代忠孝思想和艰苦创业精神的熏陶。入仕前他刻苦攻读，一心光宗耀祖，出人头地，晋升高官后又一心效忠清朝。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他屡上奏疏，力图推动咸丰皇帝兴利除弊，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扭转吏治腐败、民怨沸腾、兵不任战的状况。当这一切努力失败之后，才不得不改弦易辙，另寻出路。
曾国藩京宦十年，由一介寒士跃为二品大员，由一仅通八股试帖的普通学子而成长为学识渊博的学者。曾国藩治学，反对门户之见，主张兼取各家之长，对儒学各派、诸子百家乃至游侠刺客都采取兼收并蓄、择长而用的方针。他先习理学，再学考据，注重经世致用，尤嗜古文词藻，“精研百氏，体用赅备”，由此成为名噪京师的理学家。
曾国藩后来所以没有成为一位学问家，主要是一场伟大的农民战争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正是太平天国革命把他推到阶级斗争的最前沿，使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度扮演了主要角色。
当曾国藩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时候，面前存在着太平天国、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三股政治势力，曾国藩对他们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对策，从而反映出他在政治上的基本立场和战略方针。
太平天国是他不共戴天的敌人。他认为，清朝经制之兵八旗、绿营已经腐败无用，要把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只有另建新军。为此，他身为团练大臣，而对团练保甲不感兴趣，却要集中全力募练湘军。同时，他还接受江忠源的建议，购炮造船，兴办水师，使自己在整个战争中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随后，曾国藩率军出征，自上而下地同太平军展开对沿江重镇的争夺战，并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几经反复，终于把太平军镇压下去。
曾国藩同清政府间根本利害是一致的，但在思想认识、政策与策略、尤其在权利分配等问题上，也存在着种种矛盾。双方关系的屡次调整，不仅影响着时局的发展，也关系着曾国藩个人的安危荣辱。
曾国藩出身地主阶级下层，入仕后十年七迁而身跻六曹，故对清政府感激涕零，誓死报恩。同时，他又对清政府的昏庸腐败感到不满，尤其在他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提出的建议一再遭到拒绝后，更感到愤懑失望。１８５３年清政府命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协助湖南巡抚办理团练事务。他以为这是大显身手的大好时机，遂改革军制和募练湘军，誓将镇压太平天国的任务一身担当。然而，他这一片忠君报国之心却触犯了满洲贵族的禁忌。尤其当曾国藩带兵攻占武昌后，清政府在一段时间内不肯授予他地方实权。直到１８６０年太平军再破江南大营，清廷才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并利用和依靠湘军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叶赫那拉氏执政后，对曾国藩更加放手使用，令其督办四省军务，有关东南数省军政人事，无不先咨而后行。这是曾国藩从军以来同清廷关系最为融洽的时期。然而，就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手握重兵的曾国藩就成为清廷的最大威胁。于是，清廷开始向曾国藩步步进逼，迫其退利让权，俯首听命。曾国藩既不想北上问鼎，又怕迁延受累，遂断然推出“裁湘留淮”之策，并奏请胞弟曾国荃回籍养病。曾国藩自剪羽翼的做法，甚合叶赫那拉氏的心意，天京藏金的去向不再追查，使曾国藩暂时安下心来。但是，１８６５年蔡寿祺奉旨发难，疏劾恭亲王奕?，词连曾国藩等湘军将帅多人。叶赫那拉氏亲拟谕旨，革去奕?的一切职务，欲加“不测之罪”，并抬淮压湘，以李鸿章取代。这时，曾国藩渐渐悟出：清廷再不想让他重立新功，提高声望。剿捻中途换人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待清廷，在前为争权夺利，步步进逼；在后则推权让利，步步后退。其争让进退之间显露出曾国藩的良苦用心和老谋深算。
如何对待外国侵略者，是曾国藩最感棘手的问题。起初，曾国藩同清朝统治者都十分害怕洋人乘虚而入，改朝换代。１８６０年北京条约签订后，曾国藩确信洋人并无取代清朝之意，同太平天国比较，“两害”相权取其轻，遂可化敌为友。所以，他主张自觉信守不平等条约，以换取西方列强的支持，尽快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同时，他又认为，洋人贪得无厌，恃强凌弱，无论谈判中讨价还价抑或被迫开仗，都需要有一定的实力。为此，他积极引进外国科学技术，兴办军事工业，为筹办中国海军做准备。然而，曾国藩造船练兵却不敢反对外国的侵略。他认为，中国战必败，与其战败而降，不如不战而降。对于洋人超越条约规定的侵略要求，他也曾斗争过，但外国人一旦把武力摆到面前，他就立刻软弱退让。所以，他的外交方针，归根到底还是“委曲求和”四字。
总之，既要妥协退让，又要讲究战略；既要练兵造船，又绝不抵抗外国的武装侵略。这就是曾国藩对付西方列强的所谓“隐图自强”之策。
曾国藩虽然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使清政权免遭倾覆之灾，但却无法挽救清王朝必然灭亡的命运。他在生前就已经清楚地感知到这一点，使他在精神上倍感痛苦。
早在京宦时期，曾国藩即有所谓“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１８６１年叶赫那拉氏的政变上台和军事上对太平天国的决定性胜利，更使他欢欣鼓舞，于是，“中兴”便成了他的口头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心却渐渐凉了下来。曾国藩一直把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归咎于清朝吏治的腐败，故把招集人才、整顿吏治视为长治久安之计。但经过几年的努力，却收效甚微。当时整个中国水旱频仍，民不聊生，清政府腐败依旧，阶级矛盾无从缓和，大江南北各种反清团体活动此起彼伏，连他的家乡湖南亦不时发生哥老会起事，使他惶惶不可终日，总是担心曾氏家族会成为造反农民的攻击目标。１８６７年他曾忧心忡忡地同其心腹幕僚赵烈文谈及此事。赵氏认为清王朝不出五十年就会彻底灭亡，重现割据局面。曾国藩听后沉默良久始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但仍对叶赫那拉氏、奕?寄托一线希望。直到１８６９年在京见到他们，方发现皆非治国之才，曾国藩的中兴幻想完全随之破灭。
同时，曾国藩对自己亲手掀起的“求富求强”运动也感到前途渺茫。１８６２年他曾提出，欲求自强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轮船为下手工夫。经过几年的实践，尤其天津教案之后，他发现这套做法已陷入无法解脱的困境，这就不能不使他的“自强”之策走入死胡同。
曾国藩在临死前的一段时间内，精神上是极为痛苦的。这固然与他在政治上所受的打击和冷落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由于对清朝政治前途的失望和对“自强”方针失去信心。“补救无术，日暮道穷”八字，就是他的这种悲凉心境的最好写照。
曾国藩终生以“末世英雄”自许，以“心力劳苦”自任。其思想上、文学上之造诣，以及伦理道德修养等等，在历代封建官吏中都是不多见的。然而，曾国藩却生不逢时，当整个封建社会行将灭亡的时候，他仍效法古人，“扶危救难”，这就势必堕为倒行逆施的反动派，根本不可能同封建社会的“盛世英雄”得到同样的历史评价。
一百多年来，人们对曾国藩的评价之所以争论激烈，除上述因素外，还同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急剧变化和各派势力的激烈冲突有关。曾国藩通过自身的言行，在思想政治上适应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发展趋势，反映了某些阶级和政治派别的利益，并在实践中取得一定成效，故得到一些人的拥护。然而，事实证明，由于其所处的阶级地位本身决定了他必然逆历史发展的潮流，当然也就无法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这就理所当然地受到历史的严厉批判。在长达一百多年的近代史上，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不时出现在人们面前，尤其在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关头，曾国藩更成为中国政治的中心议题，因此，对曾国藩的评价也就不能不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在这种条件下，要对曾国藩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并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显然是比较困难的。
除了政治上的直接利害冲突外，人们对中西文化的不同态度也影响着对曾国藩的评价。在近代中国，曾国藩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又是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带头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曾国藩是传统文化的化身。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其强劲生命力和致命弱点，在他身上都得到充分体现。同时，曾国藩又是洋务派的首领，“中体西用”的实际创行者，对西方文化的引进起了很大作用。这样，人们在讨论文化问题时就不能不涉及到他，并根据各自的观点作出各式各样的评论。
笔者认为，时至今日，对曾国藩的研究，不应再去重复过去的做法，一味歌颂或一笔批倒都是不尽妥当的。对他的政治主张，是应该坚决否定的，但具体问题应作具体分析，应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而对他的思想文化方面，则应采取批判继承的方针，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