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旧思维的圈子——读国家统计局１９８９年第一号统计报告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跳出旧思维的圈子
——读国家统计局１９８９年第一号统计报告
本报记者 艾丰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公报，因充满密密麻麻的统计数字，一般读者往往难以卒读。但读过本报１月１９日二版刊登的国家统计局今年的１号统计报告之后，却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它不仅使人们对１９８８年我国经济状况，有个全面的、清醒的认识，而且对人们跳出旧的思维圈子有一定帮助。　　　　　　　　　　　　　　　　　　　
“１９８８年经济形势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相当多的人总是希望在“好”与“不好”的答案中你明确地给我一个，而“好”与“不好”在他们的思维中又有着简单化、绝对化的含义。
现在，国家统计局今年第１号统计报告（下简称１号报告）出来了。它所给的答案以“经济状况喜忧交织”为主题，这似乎会使要求明确答案的人感到失望。其实，它正是以更全面地揭示客观实际，突破那种简单化的思维。
　　　　第一个印象：比较实在
读１号报告之后的第一个印象是：比较实在。统计数字本身给人的印象当然是实在的，这点上，它与一般的论断不同。报告对纷繁数字的归纳也是全面的，讲了成绩，讲了问题，讲了展望。这种全面性，也给人以实在的感觉。各部分的篇幅比例，也并没有按照“成绩是主要的”模式进行分配。讲问题部分甚至比讲成绩部分略长些。读后并未使人感到泄气，而是觉得对现存问题有了切实的回答，心里更踏实了。
报告没有用政策剪裁现实，而是如实地反映了现实。初看起来，似乎与现行政策有些“矛盾”。例如在“社会供求总量不平衡进一步加剧”这一段中，报告向公众提供了这样两个数字：１９８８年社会商品购买力为８７００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７％，货源与购买力之间的差距为８００亿元。１９８８年社会集团购买力比上年增长２０．３％，同计划压缩２０％相距甚远。这些数字是有尖锐性的。但它是事实，不能回避。这些数字一方面说明人民收入有了明显增加，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方针的必要性。现实和政策之间的“反差”，从某种意义上正说明这些政策的针对性。如果现实与政策完全“重合”，那么这些政策也就没有必要了。实在的报告并没有危险，恰恰反映了我们的信心，包括对群众理解力承受力的信心。
　　　　在牢骚中要确切估计成就
有人挖苦地说，龙年最丰收的是“牢骚”还有牢骚的“结晶”——顺口溜。如果说这是政治上“活跃空气”带有畸形的反映的话，那么仅用它来判断经济形势，恐怕至少有失于浅薄了。１号报告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１９８８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为１３６９４亿元，比上年增１１．２％。经济增长速度不仅明显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也高于发展中国家，是世界少数几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之一。
还要考虑到这样的背景：１９８８年的高速增长是在１９７９年以来持续高速增长之后的高速增长。国务院研究室不久前撰写的《进步与差距——我国改革１０年的经济成就及国际比较》一文，提供了这样的比较：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５年，国民生产总值（ＧＮＰ）增长率，世界平均为２．６％，发达国家为２．３％，美国为２．１％，加拿大为２．７％，日本为４％，发展中国家为３％，而我国为９．２％。另据世界银行１９８７年世界发展报告，在１９８０—１９８５年其间，在所统计的１１９个国家（地区）中，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仅次于博茨瓦纳，居第二位；农业增长率仅次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工业增长率居第５位；服务业增长率居第一位；投资额增长率居第二位；居民消费提高幅度占第一位。
当然，在讲较高的增长率的时候，不能忽略我们的基数比较低，也无意掩盖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在“人均”方面的落后。但是，上述数字起码可以说明：我国的经济正充满发展的活力，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是前进当中的问题。正是应该在这一点上，建立我们的基本估计和信心。
　　　　毛病出在过热和结构上
由于物价上涨幅度过大，流通领域里的混乱现象等等问题，许多人对当前经济形势感到迷惑，甚至产生严重的疑虑。其实，关键不在承认不承认存在着困难和问题，而在于对这些困难和问题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正是在这点上，１号报告以大量的数字给了人们一个比较清晰的分析。毛病主要出在“过热”和“结构”上。
有人不解地问：你说生产发展了，那么物价为什么还上涨这么多？这里的统计数字给了答案：１９８８年总供给比上年增长１９．３％，而总需求比上年增长２２．１％，供需差率由上年的１３．６％扩大到１６．２％。通俗的解释，就是我们大家都看到的现象：东西比过去多了，而票子比过去更多了。“多”的东西，遇到“更多”的票子，物价自然要涨。而票子过多，则主要是由经济过热，需求过旺造成的。
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这是报告让人们更加注意的情况。
社会收入分配过于向个人倾斜，居民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由１９８４年的５９．９％上升到１９８８年的６２．６％，况且消费面又比较窄，集中在吃、穿、用上，常常形成抢购“几大件”。产品结构自然短时难以适应这种消费结构。还有社会分配不公平的发展。本能地倾向于高消费的人们，自然很需要了解这些情况。
报告还提供了产业结构不协调的四个主要表现：一是工业超高速增长与农业低速增长，加剧了工农业之间的不协调；二是工业内部结构出现两个不合理的倾斜，企业结构向乡村企业倾斜，工业结构向加工工业倾斜；三是农业内部粮、棉、油等基础产品生产不稳，产量下降与人口增长加快不相适应，供求矛盾突出。四是国民经济高速发展与交通运输能力缓慢增长并行，运输紧张情况进一步加剧。尽管这些并不是新提出的问题，但报告以数字的确凿性更加鲜明地表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迫切性，并有助于统一人们的认识。它更能使人们理解，在当前治理、整顿当中，贯彻调整精神的重要性。
　　　　判断和宣传不能简单化
对经济形势的观察，若干年来存在着一种直线的思路：一切顺利，即为形势大好；若遇到尖锐或突出的矛盾，即为形势不妙。与此相对应，似乎宣传形势大好，即主要讲成绩；若提出和分析当前的问题，则担心造成形势不好的印象。有成绩＝好，有问题＝不好。这种判断和宣传恐怕都过于简单化了。
其实，好事、坏事常常是一块来的。发现问题总比对此麻木要好。一个人跑得很快，是好的一面，但他可能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这不是同时来的坏的一面吗？判断形势如何不在有无问题，甚至不在问题的尖锐程度，而在于问题和进展的关系，在于问题的性质——是“跑”得喘气，还是“病”得喘气，尽管喘不过气都难受。１号报告的最后一句话是很中肯的：“对各种宣传工作也要加以改进，把困难如实告诉人民，取得人民支持，共度难关。”
还有一点也许应该提及，改革以来，随着利益主体多元化发展，各个地区、部门、企业、个人，都有了更多的独立的利益；改革的深化又必然涉及各主体之间的利益调整。这就很自然地引起人们可能更多地从切身利益相对消长来判断形势。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这种考虑，只是建议：更好地从１号报告提供的情况中了解全局，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方向、责任和追求，更好地把局部利益同全局利益衔接起来，以坚持改革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