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名利淡如水　看事业重如山 ——忆张苏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视名利淡如水　看事业重如山
——忆张苏同志
刘澜涛　杨成武　宋劭文　王国权　王晓光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政法战线一位杰出领导人张苏同志，走完了他６０多年革命的道路，与世长辞。党失去了一位优秀党员，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战友。现对他的战斗历程作些片断回忆，谨表挚诚地怀念之情。
　　　　（一）
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后，在白色恐怖下从事了１０年地下工作的张苏同志，随周恩来、聂荣臻等同志由西安赴华北抗日前线，随八路军在晋、察、冀交界地区开展建立抗日政权，动员人力、财力、物力支援前线的工作。
在艰苦的环境中，张苏同志奋力工作，从不计较个人生死，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和忘我的战斗精神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他是蔚县人，１９３７年９月，恩来同志要他随部队去蔚县任县长。尚未赶到，该县即被日寇侵占。平型关战斗结束后，他随一一五师政治部进驻阜平县城，任县长。不久，杨成武独立团解放蔚县，张苏同志又任该县县长。１９３７年１１月，日寇再次侵占蔚县，县政府撤出，他担任了蔚县、涞源、灵丘、广灵、浑源、阳原、易县七县行政委员会主席。后来随着斗争形势的需要，又改任涞源县县长。１９３８年１月，他被选为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实业处长。３月上旬，日寇突袭阜平县城，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撤到五台县境。当时，冀西各县反映联系不便，边区领导决定成立冀西政治主任公署，由张苏同志兼任主任。主任公署只有五、六个工作人员，他一切工作亲自动手，事必躬亲，直至冀西成立了３个专员公署，才回边区政府工作。
张苏同志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善于团结一道工作的同志和干部。１９３８年４月，边区政府成立党团，他任党团书记，同党团成员宋劭文、胡仁奎团结无间，对重大问题民主讨论，从不独断。他受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指示，以党团书记身份负责联系边区政府党总支的工作，使行政和党总支的工作取得很好的协调与配合。他通过胡仁奎同志做“中国国民党晋察冀联合办事处”的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了郭飞天等左派国民党人，打击了郝胜甫等国民党右派。
张苏同志的抗日活动引起了日寇的恐慌和仇视。１９３８年６月２９日，日军蔚县警备司令官发出了所谓《劝告张希贤书》（张苏又名张希贤）。书中既对张苏劝降，又进行威胁，扬言如不投降定要抄斩全家。张苏同志毫无惧色，正气凛然，以“大中华民国抗日战士张希贤”署名写出批驳信。信中写道：“老夫傲骨天成，不为物移，度外生死，浮云富贵，但求为国捐躯，此外不暇计也。我有财产，任尔没收，我有妻室，任尔杀戮，阁下之‘苦口婆心’，但博老夫一笑耳。”表现了张苏同志坚决抗战到底的英勇气概。
　　　　（二）
日寇的扫荡和封锁，给我们经济、财政工作造成了严重困难。１９３８年春到１９４３年春，张苏同志主管经济建设工作。他根据党中央和边区党组织关于建立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总方针、总政策，提出了边区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特别强调“生产是经济发展的决定的一环，离开了生产，就谈不到经济”。他从边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做了许多扎扎实实的组织领导工作。他布置各县积极垦荒修滩，修复了被大水冲垮的大量耕地。他组织边区人民发展饲养业，提出一人一鸡、五人一猪的号召，取得了可喜成绩。他非常重视科学技术，注意发挥专家的作用。在他的支持下，陈凤桐、祖德铭、李天俦等农业专家办起了七八处农场，推广作物杂交、合理施肥等技术。他组织动员干部群众，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办了许多小型厂矿，有力地支援了抗战。１９３８年２月，在阜平县金龙洞建起了金龙造纸厂。之后在平山、灵寿、唐县、行唐和宁晋县也办了造纸厂。边区人民利用稻草、麦秸制造土纸，使严重的纸荒得到缓解。１９３８年５月，组织从太原兵工厂撤到五台县的部分职工，成立了边区制造所。用土法炼磺、熬硝，从民间收集废铁，逐步解决了当时军队急需的手榴弹供应问题。１９３９年，以制革专家李彪辰为首，兴办了力生制革厂，用橡碗子制革。后来转到军区后勤部扩大生产，满足了军队的需要。他还领导边区政府实业处接办了阜平县炭灰铺煤矿、曲阳县灵山煤矿，对解决当时冀西炼铁等工业用煤起了重要作用。正如聂荣臻同志指出的：“张苏同志后来参加了边区政府的领导工作，他工作很认真，很踏实。为巩固边区抗日政权做出了贡献。”
　　　　（三）
张苏同志一生艰苦朴素，不谋私利，廉洁奉公，身体力行，６０余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为党的事业奉献自己。早在５０年前，张苏同志在北平做地下工作，以教师为公开职业。他把每月８５块银元薪水的绝大部分交给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自己只留几元钱，过着清苦的日子。全国解放后，他担任过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主任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等职。地位高了，权力大了，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他为自己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制订了一条规定：凡为私事来者，一律回答“各有各的组织，一切由组织安排解决，不能由我找关系。”多年来，来信或上门要求安排工作，联系子女上学，欲从外地调京者，统统被拒之门外。他宁可“得罪”亲朋，决不负罪于党。张苏同志一贯反对送礼，送上门来的都一律退回。老区的人民出于对他的敬意，常来看望他，有时顺便带上一点家乡的土产：粘面、土豆、南瓜干之类，张苏同志一概拒收。有时不得已收下了，也要让秘书给乡亲们寄钱，并写信表示感谢，讲清道理。
张苏同志虽然身居高位，但克己奉公，时时处处体谅国家的困难。他从事地下工作时，中共北方局的一部秘密电台经他手隐藏在一位世交张老先生家，老先生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党的电台。解放后，张苏念念不忘老人的功劳，时常几十元或数百元地周济他。有人建议将情况反映给北京市委，由有关部门给这位老先生补助。张苏同志只说了一句话：“不要增加国家的负担。”１９８５年检察机关统一着装，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考虑到张苏同志担任检察院的领导工作多年，准备给他也配发检察服。张苏同志说，不做检察工作了，“不要多花国家的钱”，坚持没有要。
张苏同志一生扎根和战斗于人民群众之中，时刻挂记着曾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的老区人民。三年困难时期他回到老区，站在土台子上，面对群众流着眼泪说：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对不住根据地的父老乡亲。１９８７年，已身患癌症的张苏同志，不顾年高体弱，还到张家口、雁北地区的２市７县，看望那里的人民，了解那里的生产建设、生活情况。每到一地，他都认真察看植树造林、农作物改良和乡镇企业的建设等情况，并提出意见。
“视名利淡如水，看事业重如山”。这是张苏同志１９８５年为高检院离退休干部书写的条幅，也正是他一生的自我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