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与中国可乐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中国画与中国可乐
　　王为政
１９８８年３月，我应瑞士巴塞尔“国际艺术家交流计划”之邀，前往进行艺术交流，同时，瑞士也派一位画家来北京，这种互派画家的交流形式，在中瑞之间还是第一次。
５月，我的个人画展在巴塞尔开幕。很不凑巧，当天的报纸在报道这一消息时忙中出错，把开幕式“１８：００开始”印成了“１８：００结束”。于是许多观众早早地来了，看过画，不等开幕便走了。主持人担心待会儿要“冷场”。但是出乎预料，开幕式却比以往在这里举行的所有画展都隆重而热烈，瑞士的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以及学者、教授、企业家，还有从邻国赶来的画家，把展厅挤得满满的。简短的讲话之后，他们便极有兴致地欣赏作品，说了许多赞美的话。我知道，这不是捧场。在我来瑞士之前，他们根本不认识我，用不着捧我的场。我还知道，他们对中国画几乎一无所知，很少有欣赏的机会，这次是抱着猎奇心理来的。结果，他们没有失望。他们看到了与欧洲绘画迥异的古老、神秘而又有着新的生命力的东方艺术，一个陌生的画种却又能与他们心灵相通，他们为中国宣纸上的淋漓水墨而陶醉。这一切都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中国画”。
我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位中国画家而自豪。帮助我准备画展的留学生们则兴奋地将这次画展称之为“中国人的胜利！”
次日，我给在北京的妻子打了个电话，告诉她这一切。
而她，则给我讲了个故事：
那位与我“交换”的瑞士女画家和她的女儿、外孙到我家作客，之后，妻子陪他们到王府井大街观光。那个５岁的瑞士小男孩渴了，妻子要给他买可乐，他却说：不要喝中国的可乐，要到北京饭店去买美国的可乐。妻子便撒手不管了！
“一个外国小孩子都这么看不起中国！”她在电话里愤愤地对我说。
国际长途电话的费用是昂贵的，而且要我自己负担。电话机上的计时器在跳字，我静静地听着，听她讲完这个并不算短的故事，不管要付多少瑞士法郎了！
当晚，我久久不能入睡。“中国画”和“中国可乐”如此不同的境遇搅扰得我不得安宁。
“走向世界”，如今是中国人叫得最响的口号。但怎么“走”呢？抛出大笔外汇购进外国豪华型汽车、彩电、冰箱，未见得就能成为“世界公民”。借个洋字号造点儿什么，“薄利多销”地往外送，也未见得就等于“打入国际市场”。中国的经济实力如何，外国人了如指掌，连一个乳臭未干的黄发小儿也已经具备了这种“思维定势”。近年来，倒是中国的文化艺术率先迈出了国门，并且让洋人刮目相看，电影、戏剧、文学、美术都不乏其例。人家敢于小看你的“可乐”，却不敢小看你的艺术。“黄土地”上长出的“红高粱”让金发碧眼们一愣：中国人还真有两下子！
我和外国同行交谈，他们对中国绘画兴趣之浓厚，令我感动。他们并且羡慕中国的艺术家有固定的职业和基本收入，不像他们“靠天吃饭”，挺新鲜。可惜，他们欣赏的，正是我们要“改”掉的。国内总有那么一些人，觉得国家花钱“养活”一批艺术家不“合算”，是个“包袱”，总想让他们“自谋出路”、“自负盈亏”，用工商企业的办法去制造“艺术”。岂不知，这些为数不多的艺术家为在国内“建设精神文明”、在国外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发挥了用钱买不来的作用，抵得上多少万吨“可乐”！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传统，并且非常想跻身于现代“文明”国家之列，那就“文明”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