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葡新关系十年 [复制链接]

第3版(国际)
专栏：

　　中葡新关系十年
　　刘大年
中葡两国政府1979年2月8日在巴黎签署建交联合公报。这是中葡关系的新起点。葡萄牙罗卡角巍峨的石碑上，刻着大诗人卡蒙斯这样的雄奇诗句：“地尽于此，海始于斯”。我觉得那两句诗很可以借来形容中葡两国间几个世纪的交往。巴黎建交，旧的关系尽于此，新的关系始于斯。现在，这种新关系的第一个10年已经届满。
10年来，中葡新关系是在阳光和煦、百木争荣的气候中发展的。1984年、1985年两国元首进行互访，对增进两国政治关系、推动双边友好合作，有重要意义。中国人大代表团与葡萄牙共和国议会代表团，于1987年、1988年互相访问，密切了两国议会和人民间的友好联系。双方文艺、教育、体育、新闻、广播电视、科学技术、出版、文化界团组来往频繁，文化交流连绵不断，双边贸易额稳步上升。两国新关系充满了生命力，这在各个方面都有所显示。
旧的中葡关系中遗留下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澳门问题。新关系建立并不断得到发展，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的时机，臻于完全成熟了。1986年至1987年，两国政府就澳门问题举行四轮会谈，达成协议。1987年4月两国总理在北京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举世瞩目。根据法律和惯例，事关国家利益的重大协议，必须由各自的立法机关批准，方能生效。中国人大常委会于1987年6月批准了声明。葡萄牙议会同年12月也就批准联合声明进行辩论，一致通过。去年1月15日双方互换批准书，有关的法律手续至此全部办理完毕，庄严郑重。联合声明中规定，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澳门进入过渡时期。中国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一国两制，50年不变。这是中葡两国关系史上的头等大事。中国古人写历史看重
“书法”。现在我们应该大书特书：中葡合作创建伟绩，两国友好长展鸿篇。
西方人到中国，马可·波罗以后，葡萄牙人是来得最早的。但是中国人在长时间里对那个国家的文化说不上太多的了解。葡萄牙东面毗连西班牙，西冲大洋。虽然地处欧洲边陲，它的文化一向是欧洲主体文化的一部分。里斯本摩尔人留下的圣若热古堡、波尔图博尔沙宫精心设计的阿拉伯大厅，受到人们的注意，却不影响这个国家的欧洲文化的鲜明性格。但这是从文化渊源、宗教信仰等来说的。文化的核心是人们的思想倾向、价值观念。葡萄牙历史上不缺少与文化事业和思想有关的知名人物。例如航海家麦哲伦领导的航行环绕地球一周，第一次证明地圆说，对科学发展建立了伟大功绩。不过在历史上塑造了葡萄牙文化思想、价值观念的并非麦哲伦等人。在这方面作出了独特贡献的，是路易斯·瓦斯·德·卡蒙斯那位生前基本上是默默无闻的杰出诗人。
卡蒙斯自大学出来以后从军，先后生活于印度等东方国家17年。回到葡萄牙以后靠微薄的退伍军人年金养老，然而卡蒙斯死后不久，他的文学创作的价值被人发现了。卡蒙斯的《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和其他诗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称赞。《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以实有人物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远航印度为线索，穿插希腊神话中诸神对人间的干预，歌颂葡萄牙人民的聪明才智、勇敢精神。他的诗作也揭露贵族和宫廷的腐败，不顾宗教教义，肯定人对现实生活的创造和享受。民族主义、人文主义这种双重思想构成他的作品的强烈特色。古典的艺术手法、语言特点和思想特色紧密结合在一起。那些作品因此被后人列入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品之林，赞扬传颂至今。如果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对意大利、英国和西班牙各自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卡蒙斯对葡萄牙也是一样。1880年葡萄牙政府重新为卡蒙斯举行葬礼，把他的遗体安置在里斯本一个著名的修道院里。卡蒙斯去世的日子最后被定为国庆日，国家给予它的伟大人物的敬礼不能比这更崇高了。葡萄牙文化的主要思想内含、价值观念如何，人们从这里不难窥见个梗概。
现在的葡萄牙国家政权，是各阶层人民经过艰苦斗争，推翻了萨拉查、卡埃塔诺40多年的法西斯统治以后建立起来的。他们强调非殖民化和民主进程，他们正在民主化的道路上前进。他们为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这当然是文化思想、价值观念的重要表现。葡萄牙的现代文化，也并非前人思想观念的单纯复制、投影，近代、现代生活，孕育、形成了现代的民族、民主意识。历史固然不可分割，葡萄牙的现代人才是这个国家现代文化的体现者。知道它的过去和现在，对于我们增进了解，广泛开展交流，吸收其中之所长，都是需要的。
1987年12月，我作为中国人大代表团的一员访问葡萄牙将近一周。那里山川壮丽，人物俊彦。里斯本主教堂、不远的贝纳宫与现代科学文化设施并峙兼美。赫尔曼·沃克《战争风云》中描写的伊斯图里尔以及卡斯卡伊斯等海滨胜地，景色宜人，信非虚美。葡第一副议长曼努埃尔·阿基亚尔女士、安东尼奥·莫塔议员、议会公共关系局局长皮雷斯先生陪同代表团访问。我们的话题很广，有时谈起纯粹书本子上的事，他们知识渊博，谈吐有根有据。
中国《明实录》上称葡萄牙为“佛郎机”或“蒲都利加”。张维华的《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说：“佛郎机为明朝人对于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之称呼”，但认为这是回回商人根据自己习惯翻译而成，殊不足以取信。我偶然问起皮雷斯先生和阿基亚尔女士：中国古书上称葡萄牙为“佛郎机”，从葡萄牙文献上看，不知有何根据？皮雷斯先生略加思索后说，佛郎机可能是指的一个教派。这个教派名佛郎西斯科（FRANCISCO）。它创始于西班牙，15、16世纪，在西葡两国势力极盛。众多的教徒对内对外都要强调自己教派的名子，中国人可能以为这就是他们国家的名称了。阿基亚尔女士表示很同意。她特别补充说，印度果阿人也称葡萄牙为佛郎西斯。他们两位的回答，使我不觉想起中国一句俗语：“同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几百年来其说不一的一个疑案，我认为他们的谈话把它解决了。明朝人其所以对西葡两国人使用同一称呼，也从这里得到了可靠解释。至于“蒲都利加”又是怎么来的，在葡第二大城市波尔图访问中，那里的朋友很自豪地告诉我们：先有波尔图（PORTO），后有葡萄牙（PORTUGAL）。两个名称中前面四个字母相同。波尔图的意思是港口，后来的波图加尔即葡萄牙，显然是由古老的港口城市演变而来。传到远方的中国，就成为“蒲都利加”，相当接近现在的称呼了。这次访问，对我来说，葡萄牙的人文景物，都变得具体生动了。它再也不是《明实录》上的“佛郎机”或“蒲都利加”。
巴黎协定开辟的中葡新关系，就要跨进第二个10年了。过去10年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给双方带来了实在的利益和荣誉，各自有充分理由感到满意。澳门问题联合声明签署以来，澳门社会稳定，经济形势很好，事实证明那是一个好的声明，反映了人心之所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即友谊与合作。坚持这一条，日后必将给双方带来新的利益，新的荣誉。我们热烈地迎接中葡新关系第二个10年的光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