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赠一枝春——向台湾友人隔海拜年 [复制链接]

第4版(副刊)
专栏：

　　聊赠一枝春
　　——向台湾友人隔海拜年
　　柯灵
岁月不居，行年八十，隔海向台湾识与不识的朋友拜年，却还是破题儿第一遭。温馨与辛酸的滋味一时交集，这种感受，生平也很难得。
我一向孤陋寡闻，近年来有机会结识一些台湾朋友，读了不少台湾作家的作品，乍接新知，如逢旧雨，因为我惊喜地发见，字里行间，喜怒哀乐，彼此竟如此亲近，海天遥隔，而心路相通，不存在任何隔阂。余光中先生是我倾心折节的诗人和散文家，他的锦心彩笔，常使我低徊赞叹，不能自己。他的散文成就，我认为“五四”以来，到他笔下，无疑已别开一境，更上一层。最近还得到他见赠的咏物诗《宜兴茶壶》，真是太荣幸了！张兰熙、林海音、潘人木女士，王蓝、姚朋先生，都曾在海外有缘识荆，并接触他们动人心目的文品和画品。使我特别高兴的，是应凤凰、萧锦棉女士和秦贤次先生不久前来上海，先后惠然存问，一见如故，纵谈笑乐，竟是这样的无拘无束。上月在北京，还有幸与诗人高准同席宴饮。我在此深深祝祷，愿上述诸位新春百吉，并不断有新作问世。杨牧先生曾有幸萍聚东京，人如其文，潇洒的风度记忆犹新。他主编的《中国近代散文选》，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曾将其中台湾作家的部分印行，命名《台湾散文选》，我受嘱写序，由此一线文缘，得以窥台湾散文灿然如锦的气象，对许多文采斐然的作家心向往之。郑树森先生是在香港相识的，拙文《怀傅雷》和《遥寄张爱玲》，正是赖他挈引，在《联合文学》和台湾读者相见。这两位远在美国，我也藉此隔山带海，向他们越洋道候。张爱玲的名字在大陆湮没３０余年，近年来铁树重葩，在书林次第争发，受读者称赏。 《金锁记》已搬上荧屏，我昨天应邀看了试映，基本附合原作精神，只是片名改为《昨天的月亮》。在报纸的记载中，说这是“为海内外文学交流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摄制组送来一盒录像带，请转向作者致意，并声明他们代为保存原著稿酬。我只好把录像带就近送爱玲的姑姑代收，请她传语，新岁珍重。久闻痖弦先生诗名，是他给了我第一次在《联合报》副刊发表新作的幸运。我很珍视这种文字之交，虽然我们缘吝一面。
我也有些蓬飘台湾的旧相识，可惜多年隔绝，反而音信杳然。３０年代明星公司的同事，著名的电影演员龚稼农，风闻久已弃世；胡蝶女士知已侨居加拿大，最近大陆出版了她的回忆录，往事历历，有的我也曾身与其境。文学界的旧友索非，是带着感情上的伤痕去台湾的，一双儿女都在大陆，最近两岸开放，原指望有剪烛西窗的一天，前几天听巴金先生说起，索非已在不久前去世，从此人天永隔。愿他安眠海岛，魂兮归来！梁实秋先生是文学界前辈，素无交往，得读《雅舍小品》之快，也还是近期的事。说来惭愧，过去对这位前辈了解不多，对他的骂名却早已“如雷贯耳”。前年甘犯众怒，为“抗战无关论”大胆鸣冤，也只是出于一点求实之心。听说梁先生生前对此曾有所闻，我感到十分欣慰。最近看到大陆新出《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中国文学卷，依然一口咬定梁实秋“提出文学可以与抗战无关的主张”。我很怀疑这仍是百口悠悠，耳食吞吐的结果；如果确曾查证出处，而又作此武断，那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我还想起了上海沦陷时期，在日本监狱里的两位台湾难友，那是在１９４３年６月，我第一次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时邂逅相逢的，曾在四十多年前的旧作《狱中诗记》里留有鸿爪，现在转钞如下：愁绝春华二十年，铁窗此亦一人间，遥听街车风送远，却曳归梦到台湾。
入狱之初，同牢有一台湾人林君，自镇江潜来上海，图逃兵役，而为敌宪所捕。林年才二十，焦灼牢愁，不克自拔。静夜兀坐，灯火昏黄，远处有电车声，因风吹送，清越悠远。林侧耳谛听良久，愀然问道：“是电车吗？”我点点头。他微昂着首，向那高高的窗洞，不胜神往地说：“在外头是多么好啊！”说了不禁深深叹一口气。我无以为慰，惟有惘然。
莫问南海好风情，
碧落苍山总断魂，
岂是男儿甘捐甲，
我亦中华一子孙。
另一李君，亦台湾逃兵，是与林同时被捕的，性情似较林豁达，曾为道台湾风物，历历如绘。问为什么要逃，则云：“我们本来就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打自己人呢！”越日，二君终被移解北四川路敌宪兵总队，以军法处治。今当获重见天日矣！（《柯灵杂文集》第４０３页）
走笔至此，忽发遐想：但愿这两位难友至今健在，能接受我的新春祝贺，回首前尘，破颜一笑，那就太好了！
自我呱呱坠地，直至白发三千，几乎没有摆脱过动乱艰难的世运，今年终于看到了地平线上冒出第一道缓和的曙光，劫后余生，春回在望，真不禁有点喜心翻倒的感觉。南朝陆凯诗云：“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让我们在海峡两岸共庆天下太平，众生多福，文学艺术繁荣昌盛！
　　　　　　　　　　　　　　　　　　　１９８８年除夕，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