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追忆高士其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追忆高士其同志
　　周培源
惊悉老同学高士其同志病逝，不胜悲痛。
我和高士其是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和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同学。他是在1918年考入清华学校中等科二年级的。我于1919年进清华中等科四年级，比他高一个年级。他和当时的同学相处得都很友好。为此，他们给他起一个亲密的外号叫“阿米巴”。他学习得很刻苦，于1925年以优异的成绩在清华高等科毕业后，抱着“科学救国”的热情，作为清华公费生赴美留学。
高士其先后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芝加哥大学学习。1926年，他进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攻读医学博士课程。当时，我也正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现在回想起来，往事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在芝加哥大学，他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为研究细菌学的“食物毒细菌”掌握第一手资料，曾吞食过减毒的“食物毒细菌”。1928年，高士其培养了一瓶脑炎滤过性病毒，听说因瓶子突然破裂，他不幸染上了脑炎并留下了周期性双眼昏花、眼球上翻和两手颤抖等后遗症。但是，到了1930 年，在非常人所能忍受的痛苦与困境中，他竟能以惊人的毅力修完了医学博士的全部课程，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毕业，并加入了美国化学会和公共卫生学会。
回国后，他就职于南京中央医院，他眼见国民党当局腐败，大失振国所望，断然辞去其检验科主任的职务。辞职后，他居住在社会活动家李公朴先生家中，李公朴先生帮助他安顿生活，给予了他很多友谊与温暖。后来他移居上海的亭子间，靠译书、写作糊口，在贫病交加的困境里，高士其寄希望于祖国的未来，他与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和董纯才等人合办了“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编辑出版了《儿童卫生课本》。抗战前夕，他结识了哲学家艾思奇，并从进步刊物中开始接触了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列主义。在李公朴、陶行知、艾思奇等社会知名人士的帮助下，他的思想发生变化，从事抗战救国和科普创作工作。
1937年，在党的地下工作者的指引下，高士其不畏艰难险阻，毅然奔赴延安。他到延安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称赞他是“中国红色的科学家”。他积极学习马列，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一真理，1939年1月，高士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4月，艰苦的斗争生活使他的健康日益恶化，由于延安缺医少药，党组织决定送他去南方治疗。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护送下，他辗转于重庆、香港、九龙、广州、桂林、上海、台北等地。1946年，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暗杀。这一时期，高士其写下了《天的进行曲》等光辉诗篇，发表了大量声讨反动派罪行的战斗檄文。如《我的原子也在爆炸》、
《言论自由》、《黑暗与光明》、《七月的腥风吹不熄人民的怒火》等，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在每个危险关头，都是党组织掩护、挽救了他。我们党在当时那样困难的条件下，不惜一切地保护着他，从这点可以看出我们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建国后的50年代，我们同到科协，接触多了一些，逢年过节我有时去看看他。据他家人说，高士其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总是坐在那个几十年不动的地方，想，写，几乎年年如此，天天如此。
50多年来，高士其写下了几百万字的科学童话，科学故事、科学诗和多种形式的科普文章。为丰富我国科学文化的宝库，他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劳动。
1973年，高士其写了寓意深远的科学长诗《生命进行曲》，表达了他对
“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无比愤慨。这首诗在《化石》杂志上发表后，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力量，反响极强烈。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高士其一连3天坐着轮椅上街游行，欢庆胜利。
后来，他的病情加重，不但双腿站立不起来，双手也不能自主地取物翻书了，工作几个小时眼皮搭拉下来，得请人翻上去，吃饭要别人一口一口地喂，睡觉时不能翻身，一切生活都不能自理，想说话又讲不出来，这种艰难的生活，确实使他痛苦，但是他有一个为提高人民科学文化水平的理想，有一股子为国家和人民而工作的热情，用他自己的话说：“热情和困难成正比的时候，困难就消失了。”
高士其说的和做的一样，他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也是我们要努力学习的榜样。
高士其同志，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