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文选》重要篇目介绍 [复制链接]

第3版(要闻)
专栏：

　　《李先念文选》重要篇目介绍
《李先念文选》收入了李先念同志从１９３５年６月至１９８８年２月的重要著作９４篇，其中７５篇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这部文选，是作者在过去６０多年中，为谋求中国人民解放和幸福而不懈奋斗的一个缩影。读者从这部著作中可以看到，李先念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出色地完成党和国家赋予的各项任务。作者在各种复杂环境中奋斗的实践经验，和他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重要观点，是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生动体现。
按照历史的进程和作者的经历，这部文选的内容大体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全国解放。收入文选的这个时期的著作有２５篇。这些著作，表明作者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正确地运用毛泽东关于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理论、政策所取得的成功。
《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两份电报》是李先念率领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迎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实现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发给朱德和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红军长征中一、四方面军会师和决策北上这两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历史事件。《西路军的斗争》的三份电报，是反映红军西路军余部艰苦斗争的珍贵文献。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底开始，在徐向前、陈昌浩的指挥下，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浴血奋战，歼敌两万余人，但终因寡不敌众和其他原因而失败。李先念临危受命，负责西路军余部的军事指挥。他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必胜的信心，和其他同志一起，毅然率领一个支队翻越祁连山，穿过戈壁滩，历尽艰辛，于１９３７年４月底到达星星峡，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当时正在新疆的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将他们迎往迪化（今乌鲁木齐市）。
抗日战争时期，以李先念为主要领导的鄂豫边区党和军队，孤悬敌后，面临日伪顽夹击，矛盾错综复杂，斗争艰难残酷。他们在党中央和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的领导下，深入发动和紧密依靠各阶层的抗日人民，终于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中原地区，成功地创建了纵横千里的抗日根据地和强大的革命武装力量。收入文选的这个时期１８篇著作，反映了这一胜利的斗争。
《豫鄂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率新四军第五师全体将领就职通电》、《挺进鄂南》等文，概述了豫鄂挺进纵队从一支很小的武装逐步发展为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巩固的过程。《豫鄂挺进纵队全力抗日的事实无可置辩》、《尽量避免与国民党军武装冲突》、《粉碎国民党反共军队的新进攻》等文，反映了作者正确处理坚持统一战线同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关系，运用不同方式，对国民党各派势力进行争取和斗争的经验。《严正军风》、《革命军人的特点与任务》，是作者根据部队在分散环境下独立活动的特殊情况，和建设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要求，对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和组织纪律建设的重要讲话。《一九四三年鄂豫边区的斗争》、《扩大和巩固地方武装》，总结了反“扫荡”斗争和开展人民战争的主要经验。作者根据中原地区抗日战争的特点，提出利用日伪顽之间的矛盾，利用山地、湖泊等有利的地理条件，充分发展地方武装，开展人民战争，以及采用以分散对集中、以集中对分散的办法打击日伪军的战术原则。
《中原突围》等抗战胜利后的５篇文章，记述了以李先念为司令员的中原军区部队，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同国民党部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突破３０万敌军的包围，创建新的根据地，并指挥分散活动的我各路部队坚持游击战争，实行战略坚持、战略转移的斗争史实，以及一部主力编入刘邓大军投入战略反攻的伟大斗争的史实。
第二个时期是从全国解放到１９５４年。在此期间，作者在湖北省担任党政军主要领导工作，在中南地区担任重要领导工作。收入文选的这个时期的著作共１８篇，主要反映作者周密分析和掌握本地区的特点，正确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为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的任务，实现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以及为准备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建设，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和取得的新经验。
《剿匪反霸是当前的中心任务》、《湖北的特点和当前的政策》两篇著作，透彻地分析了湖北省的政治、经济特点和社会情况，根据华中局的指示，阐述了在一定时间内仍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并兼顾城市的方针，指导各地不失时机地、有步骤地开展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各项工作，从而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城市民主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加强政权建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主要是阐明党的领导和政权的关系、加强统一战线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关系。文章提出了要分清党的领导和政权的不同职能，改变以党代政的做法；提出加强统一战线是政权建设的重要方面，规定了统战工作的三项原则和各项具体措施。在５０年代初期就明确提出这些重要观点，是很可贵的。在《坚持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与策略》等著作中，作者根据当时的情况和任务，正确阐明了各方面的政策，特别是富有远见地论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明确提出知识分子是财富，新中国的建设离不开他们，鄙视他们是落后农民的意识，会危害党的利益。《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一文，全面估价了武汉市的工作，分析了武汉市实行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条件，阐明了经济建设和巩固政权、政治改革的关系，明确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者号召广大干部在思想上来一个转变，要像战争年代学习军事一样，学会经济建设这门复杂的科学。《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好地贯彻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开始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两篇讲话。作者提出，实现农业合作化要坚持示范和自愿的原则，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正确贯彻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实现工业化要在建设强大的重工业的同时，相应地发展其他经济事业，使之与重工业协调地按比例地发展，避免招致经济生活的脱节和混乱。讲话贯彻一个着重点，即社会主义改造要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目的，整个经济要有计划地稳步地向前发展。
第三个时期是１９５４年以后。收入文选的这一时期的著作有５１篇，占本书的大部分，集中反映了作者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建设与改革的主要观点。
从１９５４年９月到“文化大革命”前，李先念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贸办公室主任、财政部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等职。这一阶段的１９篇著作，基本上反映了他在中央参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工作，在计划、财政、金融、商业、外贸等方面不断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所提出的重要见解，和为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战胜三年困难，参与领导国民经济调整等方面向中央提出的重要建议。
《加强对商业工作和私商改造工作的领导》一文，是作者１９５４年４月给毛泽东、周恩来并中央的报告。报告就对私商改造进展太快，造成公私关系、国家和农民的关系比较紧张的严重情况，提出了改进意见。他提出，在工农业产品的货源已为国营经济掌握的情况下，城市零售阵地上的社会主义商业应作必要的退让，使所有零售商能够继续经营，然后通过各种形式对私商加以改造。对农村小商小贩的改造应根据自愿的原则，逐步过渡为供销合作社商业或与供销社建立代购代销联系。统购任务完成后农民的多余产品，应根据市场管理原则，允许农民自由买卖，在农村应恢复原有集市，在城市也可以开辟若干市场。供应方面也应尽可能满足农民的需要，给农民以方便。
《关于财贸工作向中央的汇报提要》，是毛泽东形成《论十大关系》一文前听取的各部门的汇报之一。这个汇报曾得到毛泽东的好评，并印发给中央和各地负责同志。汇报提要着重阐明财政工作要实行收入打足、支出打紧的方针，同时还提出了调整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两个重要观点。在谈到改善企业的财务管理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的问题时，作者指出，目前国家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的办法，不利于企业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国家计划的完成，为此他建议适当扩大各企业部门负责人在财务管理上的权限，积极准备对企业实行利润分成制度，使企业的支出同收入结合起来，以调动企业增加收入、节约支出的积极性。在论述适当扩大地方财政管理权限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的问题时，作者针对中央各部门对地方管得过多、过细、过分集中的缺点，明确提出必须适当扩大地方在财政管理上的权限和机动性。为此，计划体制和各部门的管理体制要作相应的改变。这些意见，指出了我国迅速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开始出现的某些弊端，提出了解决中央集权过多的问题。
《生产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是一篇重要的、也是较早公开提出纠正１９５６年急躁冒进倾向的讲话。作者着重指出当时经济建设中存在片面追求多和快、不重视好和省的缺点，提出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并建议对基本建设计划进行必要的、合理的调整。鉴于１９５６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１９５７年１月，陈云提出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以及财政、信贷、物资必须平衡的重要观点。李先念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并在《财政、信贷、物资必须统一平衡》一文中，对这个观点作了详细的阐述。他总结了１９５６年国家预算和信贷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发生若干冒进的教训，论述了保持财政、信贷、物资三者统一平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指出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必须遵循的一条客观规律，并提出实现三者平衡应遵循的若干具体界限，初步总结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基本经验。
《缓和市场紧张，发展副食品、手工业生产》、《当前财政金融中存在的问题和调整措施》、《就粮食问题给毛泽东的信》、《市场物价和货币流通中的问题及克服困难的办法》４篇著作，是作者在党中央领导下，为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战胜经济困难，参与领导国民经济调整的重要著作，这反映了他在“左”的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所作的艰苦努力。在第一篇文章里，作者针对“大跃进”中由于头脑发热和浮夸作风造成的各方面紧张与失调现象，提出大力增产副食品、恢复和发展手工业以及减少职工、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禁止扩大没有商品基础的货币投放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第二篇文章是庐山会议期间给党中央的报告。他针对财经工作中的浮夸现象，实事求是地指出，１９５８年财政结余实际上不存在，银行信贷支大于收，多发行了一些票子，而且１９５９年上述情况还在继续发展，粮食库存下降较多。为此，向中央提出了调整的建议。在第三篇文章中，作者具体地、详细地分析了浮夸风、高指标造成的在粮食问题上的尖锐矛盾和严重困难，权衡利弊，反复考虑，提出了１９６２年度进口１００亿斤粮食，减少４０亿斤征购粮，城市人口减少一个相当数字的方案。在第四篇文章中，作者更明确地指出了市场物价和货币流通中的主要问题是：票子多发了三四十亿元，商品可供量同购买力之间相差四五十亿元，物价上涨２０％以上，财政连续两年有３０多亿元赤字。为此，他提出了６条措施，特别是提出了将占职工生活开支６０％的１８类商品的价格和费用稳定下来，不得提高的建议。中央同意李先念的意见，并将他的这个报告转发全国执行。
１９６３年起，我国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中央决定再用３年时间继续实行调整，并对经济体制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改革。在《对当前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要坚决地改》两篇重要著作中，作者强调了国民经济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必须加强基础工业，必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明确指出了财政、银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改革规章制度的必要性，并指出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因此，凡是束缚生产力、不利于生产发展的东西，要坚决地改，彻底地改。作者还根据先立后破的精神，提出了财政工作改革的设想，以及改革中应该坚守的１０条界限。
“文化大革命”期间收入文选的一组批语和两篇讲话，从若干方面体现了李先念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的经济工作，为减少政治动乱造成的损失，安排好生产和人民生活所作的不懈努力；体现了他在１９７５年协助邓小平，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促进安定团结和发展国民经济所作的努力。
１９７６年，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李先念起了重要作用。这以后作者先后担任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等职。这一阶段收入文选的２９篇著作，反映了他在参与指导全党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和新的历史时期经济调整、改革开放工作中的重要意见。
《重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流通》是１９７８年６月在全国财贸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作者论述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以及做好财贸工作的意义。在我们党的领导人中，这是一篇较早地重申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作用的文章，对以后的改革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中，作者又一次强调发展国民经济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搞好综合平衡，处理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讲话提出了改革计划、财政、物资、内外贸体制和企业管理体制的任务，并着重强调了要给予企业必要的独立地位和经营权力，以发挥企业的积极性。讲话还系统地阐述了搞好技术引进与提高自力更生能力的关系，指出既要积极引进，又要消化吸收，创造出新东西。他说，四个现代化是买不来的，那种什么都想买、一直买下去的懒汉思想，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现代化的。他还根据几年来引进工作的经验，提出了确定引进项目时要遵守的９条原则。这些原则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１９７９年４月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重要讲话。讲话针对由于林彪、“四人帮”长期干扰破坏，以及粉碎“四人帮”以后经济工作上的某些失误，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状况，阐述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必要性，调整的主要任务和调整的原则、措施，阐述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和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问题。讲话中指出，我们搞现代化一定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讲话专门论述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问题，指出现行经济管理体制弊病很多，非逐步改革不可，并就计划指导与市场调节的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明确中央和地方管理权限以及运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等问题，阐明了改革的原则和方向。
《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讲话》、《对经济调整工作的几点意见》和《安排经济发展速度要实事求是》，是贯彻经济调整的３篇重要著作。作者又一次阐述了经济建设要循序前进，量力而行，避免瞎折腾等重要观点。他指出，人民群众希望建设速度快一点，但他们更要求不要再折腾。因为经济发展忽上忽下，上得很猛，跌得很凶，不但损失很大，而且要花几年时间才能恢复元气，想快反而慢。同时，他还具体阐述了量力而行的“力”的界限，这就是先保证简单再生产，再安排扩大再生产。他指出，这是我们党多年实践总结出来的一条重要经验，违反了就要摔跟头。
《不能放松农田基本建设》一文，阐述了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开展农田基本建设的关系。作者指出，不搞农田基本建设，不争取农业的高产稳产，就解决不了我国的农业过关问题，就实现不了农业现代化。搞农田基本建设一定要按客观规律办事，一定要坚持科学态度，因地制宜，讲究实效，互助互利，不能搞一平二调。当前搞农田基本建设，主要还是靠农民的劳动积累。
《改革、开放政策符合中国国情》一文，是作者１９８７年上半年对外宾几次谈话的整理稿。他在谈话中，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若干重要经验，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照搬外国的做法，也不能照老章程办事，必须大胆探索，找到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开放主要是把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学到手，并利用一些外资。作者认为，归根到底，改革开放是为了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成绩，人民是拥护的。凡是人民拥护的东西，不会变，也变不了。改革开放要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发展商品经济总体上是要发展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改革中要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多劳、好劳的人先富起来，而我们的目标是共同富裕，决不能听任两极分化。保证十亿人口都能温饱，还是一条基本国策。改革从整体上要放权，但有些权必须国家掌握，不能什么都放；要避免基建、消费、物价等失控。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不可分的，是统一的，可以而且应该协调地发展。要坚持自力更生，并注意反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风，把社会风气、社会秩序搞好。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适应改革开放需要，同时坚持党的优良传统，等等。
《李先念文选》的出版，对于研究和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