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有价值的史料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一部有价值的史料
王锡荣
与别人不同，我国“新科”文学博士、李何林先生门生陈福康的“亮相”之作不是“……论”，不是“……学”，而是一部《郑振铎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３月版）。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甚至文化史）上，郑振铎是一位影响和贡献极大，可说仅次于鲁迅、郭沫若和茅盾的文坛巨擎，一位实在应当大书一笔的通人和奇才。姑不论其对文献、文物、艺术史等领域的谙熟，单以文学成就论，就有小说、散文、戏曲、文学史、民歌等等方面的显著成果，尤以（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文学大纲》和《中国俗文学史》等享誉学林。他著述不下百种，编报刊达四十余种，丛书二十余种，他的文学活动从二十年代初到五十年代末始终处在中国文学的热点上。读了陈著年谱，不禁讶然于学术界对郑振铎的漠视。据知，就连对中国文学向来注意研究的日本，迄今研究郑振铎的文章总共也只有一二篇。因此，一部介绍郑振铎生平的书早已是必要的了。
然而这部五十余万言的年谱却是一部罕见的书：谱主的家乘资料异常简单，人们（包括其家属）甚至连他的父亲的名讳和生年也无从知道！因为郑振铎从来不对人谈自己，这正是他的美德所在，同时却也是年谱作者的难题。然而作者以更有意义的史料掩盖了这个不足。例如，五四时期郑振铎与第一代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等人的交往史料，鲜为人知；他早年翻译列宁、托洛茨基的著作，抗战时期在上海的地下活动、探视病危的邹韬奋，以及与陈立夫、朱家骅等人的交往史料，还有１９４９年出席在巴黎和布拉格同时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旋又参加董必武率领的华东工作团南下接管等大事件的详情都是极有价值的珍闻。很多史料都是第一次披露，连谱主哲嗣郑尔康也说，有些事他们家属都闻所未闻。这也可谓一奇。
历来作年谱者，最易犯“为贤者讳”的毛病。自编以自炫者今已罕有，而为前人作谱即难免“或颂扬祖德以标榜门庭，或胪列事迹以志景仰”。郑振铎当然是一位贤者，他率真忠厚，被戏称为“大孩子”，奖掖后进不遗余力，在这方面早就与鲁迅被并誉为“南迅北铎”。然而人不可能“一贯正确”，陈福康以史德为上，秉笔直书，客观地记载了郑振铎二十年代一些对于革命理论认识模糊之作等等，毫不讳避。此点实为许多年谱所不逮。我以为此法正宜大力提倡，冀予后来者以警策，是则此年谱之价值固不在作史一方面也。
可见，一部好的名人年谱，其价值正如梁启超所说“为国史取材之资”，又如鲁迅所言“知人论事”非看不可的。然而我知道，作者所花心血甚巨。他遍访谱主生活过的温州、北京、上海等地，拜谒过谱主生前友好数十位，查阅报刊书籍无算，披阅档案手稿上百卷，历时八年而成。
我们对“空对空”式的花拳绣腿文章早已领教够了，注重史料，提高史料学地位，请从今日始——但这里并非摒弃理论研究之意，年谱作者亦然，他的《郑振铎论》已快付梓，不久我们就将有幸领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