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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监督·廉政——全国廉政制度建设座谈会侧记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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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89-02-17
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公开·监督·廉政
 ——全国廉政制度建设座谈会侧记
本报记者 吴昊
春节刚过,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廉政建设的领导同志和有关的工作人员就来到了北京京西宾馆,对当前的廉政制度建设问题进行座谈。人们带着节日的余兴而来,言谈中似乎都觉得今年的春节比去年过得好,请客送礼的明显减少,“公费过年”的势头减弱,鞭炮声中失火、伤身的事情也少于往年。自从中央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以后,人们的理智判断增强、自发的盲目性受到制约,社会风气开始得到净化。
既要繁荣经济,又要实行廉洁政治。这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话说来容易,做起来当然是很难的。这几年的实践证明,我们的经济确实发展了,但也确实出现了一些不能尽如人意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在商品经济日趋活跃的情况下,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企业行为都还没有通过法制的形式得到严格的规范,因而使得一些行使国家权力和管理公共事务的部门中的少数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或明或暗地进行弄权勒索、贪污受贿、假公济私甚至腐化堕落,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造成了群众的不满。
    产生某些腐败现象的最根本原因
这种现象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在过去计划经济的单一轨道的情况下这种现象比较少,而当商品经济初步发展、双轨制初步形成以后,出现了这种现象?与会者结合山东省烟台市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商品新秩序探索廉政建设的路子进行了讨论,比较明确地认识到,对于目前的某些腐败现象,仅仅进行就事论事的分析、孤立地归结于个人的品质或归结为封建思想的遗毒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归结为实行开放带来的外部影响等,虽然都有一定道理,但都没有找出最深层的原因。事实上,改革使得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开始纳入了市场轨道,很大一部分管理领域游离出政府驾轻就熟的空间,而政府目前的机构组织、职能配置和权力运用方式等,又还保留着单一产品经济体制时的特征,政府部门控制着相当大的物资分配权、资金控制权、产品定价权、人事管理权等,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机制和价值规律同时起作用,却又都没有找到各自应该遵循的轨道,政府和各经营主体都可能骑在两种轨道中间参与经济活动,这样一些有钱无权的经营者与有权无钱的政府官员之间,就容易发生权钱交易,出现拿钱买权或以权换钱的现象。这是在商品经济初步发展的情况下,所以产生某些腐败现象的最深刻的根源。
与会者认为,对于解决当前的问题明确这一思路十分重要。按照过去的传统和习惯,解决腐败现象之类的问题,我们往往采用两种办法,一是加强正面教育,提高觉悟,端正认识,提高自觉性,发扬道德的作用;二是搞运动,通过运动把那些不公不法者揭露出来,进行处理。今天这两条虽然依旧在起作用,在廉政建设中依然要加强思想教育,同时对一些案件进行举报、查证、处理。但仅有这两条是不行的,更主要的着眼点,应该是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制度本身的制衡机制和群众的监督机制。事实证明,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近两年来引导各地进行廉政制度建设的试点工作,正是抓住了探索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
    把廉政纳入民主政治轨道
在座谈会上进行重点发言的,共有12个单位,有介绍全省情况的,有介绍一个市的做法的,有介绍一个部门经验的,也有的介绍在城市的繁华区道如何进行突破的。综合这些发言,各地在廉政制度建设上最主要的收获,一是“公开”,二是“监督”,即通过完善制度建设,把廉政纳入民主政治的轨道。
“公开”的内容,有的是一公开(办事结果),有的是两公开(办事制度和办事结果),也有的是三公开、四公开、五公开,连同办事的程序、办事人的姓名、责任,对办事人的奖惩申述都向群众公布。干部是否秉公,群众自己有什么权利,要办事找谁投诉,一目了然,想干坏事的不敢做手脚,依法照章办事的理直气壮。河北省藁城县县委书记张二辰在发言时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计划生育的“二胎”指标,过去一些干部想给谁就给谁,为什么给张三不给李四,随意性很大,现在不行了,生二胎的条件公开,而且公布本人照片,妈妈抱着孩子,是否残疾,一看即知;再一个是宅基地的分配,过去是村干部说了算,弊端很多,现在把分配的原则、办法公开,而且要由村民自治组织进行讨论,村干部还敢不公道吗?不敢了。
实行公开,要从群众最关心,意见最大、矛盾最突出的事情开始。与会者对山东省郯城县的做法感到兴趣。郯城县原来在化肥的分配上群众意见很大,由于供应指标不公开,各级干部层层批条子,走后门,农民买不到平价化肥,县里的干部不敢下乡,1987年以后,他们实行“三榜上墙、一证到户、送货到村”的办法,群众都知道自己应买多少化肥,到哪里去买,清清楚楚,谁也不能做假。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省分行认为他们这几年实行农贷公开并取得成绩,是被形势逼出来的。农村实行改革以前,农行的服务对象是全省6万个生产队,改革后,变成380万个农户,工作量增加,工作面分散,管理难度加大,农民要买肥购种、添车置马、建房起屋、办货经商,对资金的需求十分迫切,同样条件下谁先拿到货款谁先富,资金的供求矛盾日益突出,给一些以权(贷)谋私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些工作人员利用工作之便营私舞弊,放人情款,收人情息,吃回扣,入好汉股,甚至索贿受贿,据1984和1985年两年的清查,全省共发生以贷谋私5396笔,合计金额1970万元,涉及职工1723人,农民反映十分强烈。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整纪刹风、整党、抓大要案,抓了一批,撤了一批,办法没少想,但效果并不明显,事实使省农行的领导认识到,单靠内部的力量不行,必须依靠社会力量,发动广大农民进行监督,于是在全行推行了“贷款对象公开、贷款用途公开、贷款数额公开”的办法,以后又把发放公开完善的政策公开、利率公开、回收公开和违法违纪处理公开的完备的制度。公开的原则使该省农行的发展建设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
公开的目的一是促进制度建设,二是增加办事透明度,方便群众监督。过去也曾强调群众监督,但事情的底细不让群众知道,监督成了一句空话。为了实现公开基础上的监督,各试点单位都想了一些办法,藁城县采取了四条措施,①县监察局设举报中心,行政部门、乡镇村设检举箱,群众举报有门;②在税收、农行、商业、公安等和群众直接接触的部门设监督组织;③建立来信来访接待日制度;④政府部门设政风政纪监督员,另外全县每年实行两个“公开旬”,把一切应当公开的事情全部公开。福建省的“两公开一监督”试点提出“建立完整的监督体系,包括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以及对监督者的监督等”。
    试点工作卓有成效
通过公开、监督、完善制度建设、解决廉政问题,这条路子群众是欢迎的、认可的。北京在东城区进行试点,是王府井、天安门等闹市区的集中地点,上海在黄浦区试点,外滩、南京路,世界有名,效果都是好的。北京东城区发出1000份问卷,80%对这一工作满意;上海黄浦区也发出1000份问卷,满意和基本满意的占95%。北京市东城区公开了办事制度后,使得西城、丰台等区的群众都来抄,回去准备和当地有关部门交涉。为了使公开的制度便于群众掌握,有的地方汇制了小册子,居民人手一册,每个人从生到死各种问题都有明确的规定和解决途径。黑龙江省农行实行公开监督以后,不仅每年都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而且把过去的两亿八千万元陈贷也收回来了。
对于“七所八所”,开始有人担心,实行公开办事以后,会不会影响他们的积极性,随地吐痰没人管了,交通混乱没人管了,像北京人说的“只微笑不执法”,实践证明,现在的情况是“又微笑,又执法,又办事”,说明我们的干部素质基本是好的。上海黄浦区根据公开办事的结果,组织群众对干部进行评议,优秀的,每月奖12元钱,比较优秀的奖6元,称职的不奖,不称职的证明没有资格再干这个事情,另找出路。实践结果,只有3%的干部不称职。这很少一点的“地方粮票”,说明在办事公开的过程中,适当运用经济手段是必要的。
什么叫廉政制度建设?开始时大家觉得这个概念不明确,经过几天座谈,会议概括出了这样一句话:廉政制度建设就是使政府的管理行为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需要,纳入规范化、公开化的轨道。这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远景看,人们对“经济要繁荣,政治要廉洁”看到了希望。当然,目前的试验还是局部的、点上的,今后如何推广,如何点面结合,上下配套、条块统一行动,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但大量的事实证明,这些试点对于“面”上的价值和意义是十分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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