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雄纪念集》序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刘亚雄纪念集》序
薄一波
在刘亚雄同志逝世周年之际，编写一本纪念她的集子，我认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缅怀逝者，策励来兹。
亚雄同志１９２４年参加革命，１９２６年入党。６０余年来，她为党的事业忘我工作，奋斗不已，在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亚雄同志是五四运动后三晋妇女参加革命的先驱之一。我与她父亲刘少白相识较早，同她认识并在一起工作，是在１９３１年２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她同陈原道同志来到天津，原道同志任顺直省委组织部长，实际上主管省委的全面工作，亚雄同志任省委秘书长。不久，因组织遭受破坏，她和原道及大批同志被捕，判刑后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稍后，新的顺直省委（在北平）又遭破坏，我也被捕，关押在这里。“一二八”事件发生后，１９３２年秋，说“国民党准备迁都”，对“政治犯”实行所谓大赦，原道、亚雄同志都获释。随后，亚雄同志和她的爱人原道同志，一同去江苏省委工作。不久，原道同志又被反动当局逮捕，１９３３年牺牲在南京雨花台。面对这一打击，亚雄同志坚强不屈。她一如既往，以百折不挠的革命毅力，战胜重重困难，顽强地为党工作，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把遗腹子抚养大。１９３６年秋，我从太原返北平后，再次同她会面。同时见面的还有孔祥桢同志，地点是在中山公园。我请他们到太原工作。经北方局同意，亚雄同志来到了太原，担任山西军政训练班十一连（女生连）指导员。经过她的辛勤工作和教导，训练班的女青年迅速成长，后来她们历经战争的磨砺，大都成为我党、我军的优秀妇女干部，其中绝大多数同志加入了共产党，可以说她是桃李满天下。１９３７年底，她受命创建了一支２００多人的抗日游击队，属决死队领导。她当指导员，队长是一位红军老干部叫杨世杰。这是山西第一支游击队，成为尔后游一团的基础。在决死一纵队转赴晋东南创建根据地期间，她担任过第三行政区一个专署的专员，这时我对她有了更深的了解。及至她去延安学习特别是全国解放后出任劳动部副部长，我们的接触就更多了。她那种孜孜以求、扎扎实实的学习和工作精神，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亚雄同志在白区工作那一段，正是党内“左”倾错误盛行的时期，她在思想上工作上也受到过一些影响。但是，她到山西以后，在各个方面都能正确地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在反对关门主义，实行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分开、合法工作与非法工作分开方面，表现得尤为坚定。我想，这是同她对“左”倾错误的恶果有了深切的认识分不开的。这也说明，一个人受到错误东西的影响并不可怕，只要从中吸取教训，就会变成前进的动力，促使自己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成为更加清醒和自觉的革命者。
亚雄同志对工作严肃认真，而在与同志们相处时，她却是一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大姐。她的以诚寓德、以德感人的风范，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和爱戴。她还是一位良母，其爱子、育子的事迹，在了解她的朋友和人们中一直传为佳话。她的家庭是一个革命之家，父亲、姐妹、兄弟都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各自作出了贡献。这一切，无疑是与亚雄同志的影响分不开的。
在革命和人生的征途中，亚雄同志经历了不少磨难，可以说是坎坷丛生，饱经忧患。例如，在陈原道同志牺牲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组织上未给她分配工作，让她在白区自行活动，文件看不到，指示也没有，处境之艰，可想而知；又如，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硬说她是“叛徒”，两年之后，才予平反；至于“文化大革命”中她遭受的迫害就更不用说了。但是，在这些磨难和冤屈面前，她没有消沉，她对党对革命始终初衷不改，矢志不移，而且愈挫愈奋，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总之，无论在顺利还是在逆境时，亚雄同志都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了党的工作中去，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她不愧为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她的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她对党的工作的高度责任感，她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实事求是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都是值得我们和后人学习的。
当然，亚雄同志同所有的革命者一样，不可能是完人。她也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有时她对一些事情有意见，明明感到对自己不公正，她也不愿提出，而自我忍让，一些同志觉得她有些“洁身自爱”，大概就是由此而来的。这种弱点，对她来说，无疑是些“微瑕”，但她却看得很重，不仅毫不掩饰，而且一直在努力改正。她总是认为，一个共产党员为党为人民奉献自己的过程，也是在实践中不断认识和改造自己的过程。她的这种严于责己的精神，我想同样是值得人们追思和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