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台静农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怀台静农
林辰
自从前年１１月以来，已有盈千累万的台湾居民前来大陆探亲访旧，这使我常常想起台静农先生：他能不能也回来看一看呢？
不见台先生已有４０多年了。和他最后一次相见，是在１９４６年。那年夏末秋初，听说他已由白沙来到重庆，我便和孙伏园先生去看他。他住在下半城林森路的亲戚家里，是一个相当大的院落。我们走进院子，遇见一个学生模样的女青年，便向她打听台先生住在哪里。她热情地主动带我们前去，看样子和台先生很熟。孙先生便问她：“你是台先生的女儿吧？”她笑着说：“不是，我是台先生的学生。”引得我们都笑了。台先生对于我们的来访，感到意外的高兴。他告诉我们，他已接受台湾大学的聘请，正在重庆候船去上海转往台湾。他和孙先生谈了过去在北平相熟的旧友们的消息，又告诉我们许寿裳到台湾以后的一些情况。在此以前，台先生曾设法为我介绍过教职，这次见面，他向我解释没有成功的原因，并殷殷问及我当时的工作情况。他这亲戚家的住处很挤，他临时借住在这里，看来心情是很紧迫的。我们大约谈了一小时辞去，台先生一直送我们到大院门口才互道珍重而别。不料，从此一别，就是悠长的四十余年的睽隔！
台先生是未名社成员，是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未名社成员中搞翻译的较多，只有台先生专门从事小说创作，二十年代便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地之子》和《建塔者》，收入鲁迅主编的《未名新集》丛书中。前者多从民间取材，“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鲁迅语）；后者歌颂“以精诚以赤血供奉于唯一的信仰”的“时代的先知们”（本书后记语）。这两种特色在当时的文坛上都是难能可贵的。除小说外，台先生还研究古典文学，很早就在《小说月报》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上发表过《北宋词人》那样的论文，他的《鲁迅先生整理中国古文学之成绩》一文，是关于鲁迅整理古籍方面的较早的一篇名作。
我有一时期搜集鲁迅集外佚文，写信请台先生予以指导。他用毛笔工整地抄给我一篇鲁迅的《谢承〈后汉书〉序》，文末附识云：“先生辑谢承《后汉书》，未编入《全集》；此序系景宋夫人于２８年抄寄台静农者。”解放之初，我将此序文交重庆《大众文艺》月刊公开发表，后由唐弢同志收入《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中。台先生和鲁迅先生交谊很深，这从鲁迅给他的那４０多封推心置腹、任意而谈的信中即可看出。我曾希望他能写有关鲁迅的回忆录，他回信说：“承嘱为豫师回忆录，虽有此意，然苦于生事，所忆复不全，故终未能动笔也。”那时教授的生活很清苦，难得有余裕提笔为文，台先生的鲁迅回忆录没有写成，实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台先生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曾在北平辅仁大学和厦门大学等校任教。抗战时期，避寇入蜀，执教于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这学院设在江津白沙镇长江南岸，环境是很幽静的。我有一次去白沙，曾到学院拜访过他。未经什么人介绍，但见面时我没有一点陌生感觉。记得他的客室的土墙上，挂着一幅他手书的鲁迅旧体诗的长卷。他在这个学院任教数年，很受学生欢迎。但到了１９４６年，他就再也不能留下来了。抗战胜利后，女师学院因迁校问题发生风潮，国民党教育部蛮横地下令解散学院，另设所谓“整理委员会”，责令学生重新登记，不服从者除名，又解聘了一批教师，最后强行将学院由白沙迁往重庆九龙坡黄桷坪。在这次风潮中，台先生为了反对教育部的无理措施，坚决辞去教授职位，以示抗议。他在１９４６年５月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弟为抗议教部处理失当，已自动引退。现拟暂住白沙，再定行止，倘不东下，则去成都。至于目前生活，则变卖衣物（反正要卖去的）尚可支持些时，友人亦有接济也。”同年７月，他在另一封信里又说：“今日教育派系之争，在在皆是，女院此次风潮，弟只有看不下去而引退，回想昔年女师大之事，对之惟有惭愧，然主教政者之横暴，实亦胜于昔之大虫耳。”他又告诉我：“弟已就台湾大学教授之聘……顾目前交通旅费，均属茫然，只有静候友人为之设法耳。”
自台先生赴台以后，长时间音讯杳然，直到近数年来，才不时听到一点关于他的零星消息，知道他已从台湾大学退休，曾应友人之邀去美国短期旅游，还知道他近来出版了一本《龙坡杂文》，是他近４０年所写各体小品散文的结集。在大陆，人民文学出版社于１９８４年重新排印了《地之子》和《建塔者》；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中国书法》杂志，为介绍台先生的书法艺术出了一个专辑。在这样的气氛下，更令人常常记起台先生了。南望云天，怀想曷极！他究竟能不能北来一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