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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对头难变易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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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89-02-22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大学生思想工作为何难做?高校一些领导反躬自问:
●是否把握住学生的脉搏 ●能解决的问题解决没有
●形势报告讲清多少问题 ●制度约束管理建立与否
方法对头难变易
“大学生思想工作难做”的呼声,不断传来。
然而,无论是革命导师,还是仁人志士,无不断言:青年——希望之所在!各种“民意测验”又表明,当代大学生支持改革的比例相当之高。
那么,“难”从何来?
和一些高校的党政干部探讨,不少同志冷静思索,反省自己,出乎意料地得出了“不能全怪学生,原委也在自身”的结论。
“原委”在哪里呢?
    如何由“逆”变“顺”
丘比特之箭在校园穿行。如今的大学校园里,成双成对、勾臂搂腰出入的比比皆是,未婚先孕的也不再是什么特大新闻。各校都有这方面的约束措施,但为何收效不大?
“经商热”与“厌学风”同时在校园兴起,高校领导忧心忡忡,有识之士痛心疾首。许多学校采取措施“抑商劝学”,但为何效果不甚明显?
“厕所文学”和“课桌文学”成为校园里令人难堪的一“景”,虽屡禁却为何不止?
这些年每逢青年的节日和校庆活动,学校方方面面就担忧起来,担心学生中可能会出点什么乱子。某大学党委书记说:“明明是值得纪念的日子,现在快成忌日了。”
有人说这就是当代大学生的逆反心理:你越管,他越不服;你越防范,他越出事。然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逆反心理?如何把思想工作中的“逆”变成“顺”?是当前高校思想工作急待解决的一大难题。
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卢振环认为,这里有一个工作的出发点问题:“如果做思想工作是为了学生不出事,如果不是在融洽的气氛中做学生的思想工作,这思想工作能做好吗?”他认为,对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应该有一个科学的分析,他们的主流是热爱祖国、拥护改革、奋发向上的,但他们涉世未深,缺乏社会生活的经验,看问题时有片面,处理问题容易偏激,容易受外界的影响。做他们的工作,只能是平等对话,在信赖的基点上疏导和引导。如果站在同他们对立的位置上,思想工作怎么会不难做呢?
    如何由“虚”变“实”
这几年,高校的思想工作确实越来越难做。当社会上刮起“经商风”的时候,怎么能要求大学的院墙成为唯一能挡“风”的墙呢?当社会上出现道德混乱的时候,怎么能要求高校是一片净土呢?
然而,高校是培养青年的,青年是我们的未来,人们又要求大学领导和教师塑造好祖国的下一代。这正是高校思想工作的光荣之处与困难之处。
这几年,做学生的思想工作,讲一般性的道理往往很难奏效,因为学生面临的问题往往很“实”。例如学生毕业分配择业难,就不是讲道理能简单解决的,唯一的办法是把改革的希望、改革的困难、目前的情况向学生实事求是地讲清楚。
近些年有些高校常常因食堂伙食差、学校治安不好而引发一些风波。防止闹事的办法也只有实事求是向学生解释清楚。拥有3000余名学生的佳木斯师范专科学校,只有一个不大的食堂,多数学生一年四季打了饭菜端回宿舍吃。学校向学生讲清困难,没人为此提意见。入冬以来,电力不足,学校把市电业局长请来向学生“交底”,学生也就理解了。
由此看来,思想工作还要力求做“实”。“实”了,有些矛盾恐怕就不会激化,即使产生一些思想问题,也不难解决。
    如何由“远”变“近”
有些思想工作者似乎习惯了,他们在学生面前总是“居高临下”,端起架子:我是教育者,你是被教育者,我讲你就要听,我“打”你就要“通”。一旦讲而不听,“打”而不“通”,他们便哀叹:“大学生思想工作太难做了!”
一些大学负责人分析,现在的情况和五六十年代确有很大的不同。那时,党政干部经常作形势报告,学生也爱听。现在若再如法炮制,效果肯定要大打折扣。这是因为,一方面情况比过去复杂多了,出现了许多一时还说不清楚的问题;另一方面,学生不再盲从,爱动脑筋思考,信息也灵,知道的东西不比当领导的少。这无疑是时代的进步。在这种情况下,放下架子,和学生平等地沟通思想感情,进行双向交流,就显得既实际,又迫切了。
放下架子,对思想工作者的要求更高了。东北农学院院长史伯鸿说他总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怎样在4年当中,给学生一辈子受用的东西,这不仅包括知识,更重要的是思想上能自觉地想到为振兴中华贡献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真本事,没有良好的思想素质,要想做好学生思想工作,确实是困难的。
还有一些“架子”是否也应该放下呢?比如,思想工作总想为工作中的失误辩解;再如,大学生思想工作跟全国的形势太紧,失去了自身特点,等等。大学负责人向自身提出的这些问题,确实值得思考。
    不妨换换思路
大学生思想工作效果不佳和我们做工作的“思路老化”不无关系。哈工大校长杨士勤提出,能不能换换思路,探索一些适应新情况的新路子?
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我们在培养研究生中引进竞争机制,实行筛选制,规定10%的筛选比例。这就砸了研究生的“铁饭碗”——别以为考上研究生就进“保险箱”了,不努力学习,照样要被淘汰。这制度实行两年,效果很好,研究生学习自觉性大大提高。
他还说,我们在山东威海设了一个分校,招收的学生不再由国家包下来,而是要自己付一部分学费。这就使学生感到学习不容易,一个个学习都很努力。我们由此设想,以后实施贷款上学制度,款项由学生毕业工作后归还,给学生“施加”压力,迫使他们珍惜学习机会,努力学习知识。
杨士勤还说,考试作弊是学校头痛的问题。我们考虑对作弊的学生不仅不给分,还要记到档案里,以影响他今后的毕业分配。实行这样的制度,以抑制学生作弊的念头。
还有开展“心理咨询”。杨士勤说,有些学生流露出了一些言行,按习惯思路就是“思想问题”了,如按照“学生心理学”来分析,很可能是生理上或心理上的一些“病态反映”。比如,有个学生情绪低落,系党总支书记通过心理咨询,知道他产生“思想问题”的原因是经常遗精。那位书记向他作了解释,还买药送给他。对症下药,药到病除,这个学生的“问题”就解决了。
杨士勤归结说:“靠合理的、相对稳定的制度来管理,来约束,也是思想工作题中应有之义。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忽视制度建设,习惯于靠‘谈话’、靠‘学文件’这一套来做思想工作,就显得单调而又乏力了。从发展趋势来看,制度建设将越来越重要。”
杨士勤的“新思路”给人启迪。高校党政干部中一些有识之士忧虑的是,“换思路”的人还不多,不少人仍被“旧思路”框着,其结果是做大学生思想工作的收效不大,然而他又不反省自己,却反过来一味责怪大学生。
看来,要改进大学生的思想工作,高校干部一些过时的“思路”确实需要改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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