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须身后千载名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只须身后千载名
王玉祥
丁卯端阳，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大会上，一位中年人的简短发言竟赢得十来次热烈的掌声。他就是诗人李汝伦。
80年代开端，李汝伦便以独到的见识与魄力，倡议并主编了解放后大陆第一家旧体诗词期刊《当代诗词》，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振兴民族传统诗歌的大纛，在岭南高高张起了。数年来，该刊质量当先，唯才是举，凝聚了海内外一大批吟锋老健的诗词家，培育了不少颇有前途的新秀，以斐然成绩赢得了它在诗词界应有的地位。李汝伦从繁重的编务中觅得“一种职业性的乐趣”，他觉得，读到一首好诗“就像邂逅了一位倾国佳人。有时甚至有‘后宫佳丽三千人’的风流天子感觉”。就在他这般如醉如痴地迷恋编辑事业的同时，他的几部著作相继问世了，有《杜诗论稿》（杜甫论文集）、《种瓜得豆集》（文学随笔集）、《紫玉箫集》和《性灵草》（均为诗词选集）。这些半生心血结晶之作，体现出他做学问的严谨勤苦，为诗文的真率瑰奇，其间闪烁独抒己见、羞与人同的熠熠光彩。那篇近三万言的《诗史·诗圣·人民诗人》（见《杜诗论稿》），不惮权威，雄辩滔滔地痛驳了强加给杜甫的“诬陷不实之词”，被学术界誉为“一部小小的（杜甫）评传”，是最早批评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的文章之一。那首七律《秋日登高》（见《紫玉箫集》）不胫而走，以“念年左氏春秋传，一代才人血泪场”的佳联深刻地揭示了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备受吟坛推重。怪不得评家将他与聂绀弩、荒芜的旧体诗词并誉为“当代三大家”呢。
李汝伦自谓每以“气粗言激，多忘时讳”而“被师友讥为书生气十足”，但他反而“深以为荣”，说是“书生而无书生气，算哪路书生！”
李汝伦为人不尚客套，给人的最初印象是性喜沉默；而一旦同调相逢，他便会满腔热诚与之倾杯促膝，无话不谈，充分流露出杂文家的谐趣和锋芒。作为一位极富个性的学者和诗人，他勇于申明自己的主张，却不像某些“名流”似的热衷于当众表现自身；他乐于扶持素昧平生的文学青年，却不像某些“名流”似的以被青年们围绕而沾沾自喜。
他曾改李白《行路难》诗结句为“不乐生前一杯酒，只须身后千载名”。为此，早在长白山下的故乡读书时，他就执著地起步了。其后屡历劫波，虽牧牛担粪，“作诗如作贼”亦未尝稍辍，乃有而今。近年来，不少文化人痛感“失落”，迷惘徬徨，但他仍然自甘清苦坚执初衷，真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了。
注：原句为：“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