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学思潮——由来、发展及思想特征 [复制链接]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现代新儒学思潮
——由来、发展及思想特征
李宗桂
儒学发展三阶段：
儒学——新儒学——现代新儒学
现代新儒学是近年来在国内学术界和社会上流行的概念。有人认为，“现代新儒学，实质是海峡彼岸一批掌握了现代思想和方法的学者，在对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不成功的历史经验的反省，以及对日本、新加坡等东方国家‘现代化’的成功经验所作的研究中形成的一种当代文化思潮”。有人认为，现代新儒学是指“抗日战争时期兴起的一种改造传统儒学的新思潮。……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体’，吸收西洋文化，以之为‘用具’，对传统的中国文化进行加工、制作、改造，使之成为一种既能保持中国的传统和特色，又能适合时代潮流和世界形势的新型文化”。有人认为，“现代新儒家是在本世纪２０年代产生的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以服膺宋明儒学为主要特征，力图用儒家学说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这几个定义各有其道理，我以为后者较为全面、准确、简练。
现代新儒学是相对于先秦原始儒学和宋明新儒学而言的。一般认为，先秦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儒学，是儒学发展的第一阶段，称为原始儒学。经过宋明时期援佛入儒，对儒学进行改造，使儒学哲理化，是儒学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的儒学被称为新儒学，其哲学家被称为新儒家。海外学者已习惯用这种指称。“五四”前后，一批知识分子面对中国传统伦理和价值系统的崩溃，帝国主义文化的入侵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欲图恢复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价值系统，弘扬儒学，以适应时代潮流，是儒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即时人所称的现代新儒学。代表这一社会文化思潮的有独立思想体系的学者，被人们称为现代新儒家，以区别于宋明新儒学和新儒家。
现代新儒学先驱：
梁漱溟、熊十力、贺麟、冯友兰
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状况日益恶化。西方列强将种种屈辱强加于中华民族，中国反抗列强侵略斗争屡遭挫折。在思想文化方面，西风东渐，传统伦理观念和价值系统分崩离析，中国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步履维艰。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未来的命运，迎接西方文化的挑战，找到一条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正确道路，成为一代知识分子苦苦思虑的重大现实问题。这时期，各种思想学术流派应运而生：国粹主义派，中体西用派，全盘西化派，不一而足。其中，以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贺麟、熊十力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推崇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价值系统，自本世纪２０年代起，力图在中西文化冲突、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和主导地位，并以此为基础来会通西学、融合中西，以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和马克思主义的冲击。这些知识分子便是我们所说的现代新儒家，他们所代表的社会思潮和学术文化思潮，便是现代新儒学思潮。
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学的先驱。早在１９２１年，他就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他认为，东西文化差异在于“人生路向”上的根本不同。他以“意欲”向前、向后、持中为标准，将西方、印度、中国三大文化系统归结为三条不同的路向，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尝到“人生的真味”，因而儒家思想才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在五四运动反儒学、反传统的高潮时期中，他就公开高举儒家旗帜，提倡孔学，鼓吹“走孔家的路”，除了“替孔子去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
熊十力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中年崇信佛学，推崇法相唯识之学，后由佛归儒，以《易传》为宗，独创“新唯识论”的哲学体系。他认为“五四”以后，人们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追求，实际只是情绪化地执著于西方思想的皮毛，是盲目崇拜西方的心态作祟。他要求对西方的认识必须与中国价值系统的重建相辅而行，即须先建立中国文化之“体”，而他的哲学就是从本体论上为此而作的努力。
贺麟倡导的是“新心学”。“新心学”是西方新黑格尔主义和中国陆王心学相结合的产物。贺麟对国粹主义和全盘西化的观念都持否定态度。他于１９４１年８月，在《思想与时代》杂志上发表了《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第一次提出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新儒学”意义上的“新儒学”概念，并对新儒学的思想观点作了详细系统的阐述。这篇文章被看作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作。在文中，他明确提出了“以儒家思想为本体，以西洋文化为用具”的主张。他认为，数千年来，儒家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改造，总是能够适应新的时代精神。根据对中国现代文化动向和思想趋向的考察，他断言，新儒学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现实社会正在“蔚成一个新儒学运动”。他认为，“民族复兴，从本质上说，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他主张输入与把握西方文化，以充实儒家思想。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的生死存亡，取决于能否把西方文化儒化、华化、中国化。“中国文化能否复兴的问题，亦即将西洋文化中国化是否可能，以民族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
冯友兰提倡的是“新理学”。他在抗战时期写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等“贞元六书”，集中宣传了他的“接近于程朱道学的那套思想”。他公开声明，他的新理学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而不是“照着”讲的。所谓“新”，在于他以程朱道学为正宗，吸收西方哲学，主要是用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改铸宋明理学，把新实在论与程朱道学融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形而上学思想体系。
一般说来，以上梁、熊、贺、冯四位所代表的社会和学术文化思潮，是现代新儒学发展的前期阶段。解放以后，现代新儒学思潮，在大陆基本上处于销声匿迹的状态，主要转移到了港台地区，并得到了新的发展。
５０年代后港台新儒学代表人物：
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钱穆
５０年代，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钱穆等人为代表的港台现代新儒家，著书立说，发表演说，奔波于亚欧美三大洲，宣扬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弘扬传统儒学。他们用西方哲学的方法对中国文化进行解析，用现代西方社会的弊端对照中国文化的长处，同时主张采纳西方文化中的某些积极因素，以重新建构中国本位文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由唐君毅执笔，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共同署名，轰动一时的文化宣言：《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副题是：《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宣言”系统阐述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中西文化关系等问题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提出了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思想纲领。
他们认为，现时东西文化应以平等眼光看待对方。他们站在民族本位的文化立场上，依据传统儒学（主要是陆王心学），竭力阐扬中国文化的价值。他们认为，中国文化以心性为一切价值的根源。传统的心性之学以性善论为主流。心性之学是人的道德实践的基础，它“依觉悟而生实践，依实践而更增觉悟，知行二者相依而进”。“心性之学，乃中国文化之神髓所在”，“不了解心性之学，即不了解中国文化”。中国伦理道德有人的内心精神生活的根据，及其所包括的宗教性的超越感情。其人生道德实践主张天人合德、天人合一，能使天人交贯，天内在于人，人上通于天。中国的义理之学，目标在于人的道德人格的完成。中国精神文明高于西方，西方人应向东方文化学习。同时，他们也剖析了中西文化各自的优缺点，探讨了中西文化的结合问题，并对世界未来文化作了展望。他们承认，中国文化必须接受西方或世界之文化，肯定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精神。他们还对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作了否定性的评价，认为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不相容。
六七十年代，由于西方资本主义高度发达而带来了精神上的失落感、空虚感，由于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由于中国“文化大革命”而造成的精神价值的解体，使现代新儒家们更坚信其思想方向之正确，因而更加活跃，掀起了“儒家复兴”的波澜。其基本观点与５０年代以来的现代新儒学是同一思想方向，只不过对马克思主义和五四运动的攻击更加明显激烈而已。
近几年来，随着人们对建国以来的社会发展屡遭挫折、经济建设落于人后的诘难，随着人们对“文革”中文化专制的反思，特别是随着改革深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磨难，开放过程中西方思潮的涌入，引发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命运，尤其是和现代化的关系的探讨。在这股潮流中，现代新儒学思潮也播散到了大陆。思想史界、哲学史界以及历史学界，都有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评价越来越高的倾向，特别是否定五四运动、否定鲁迅，诋毁五四运动造成了“文化断层”的观点，也大行其道。“儒学复兴”的倡导者们在大陆找到了“知音”，似乎看见了一线希望的曙光。
现代新儒学：
五个思想特征
大致说来，现代新儒学思潮具有如下特征：
一、有着坚定的民族文化本位立场。强调中国文化的“一本性”和优越性，肯定中国文化有活的内在生命力，主张以中国文化的价值为基本取向，塑造人格，建设社会，融合西方文化。
二、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花果飘零”的心态，希望全民能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取得“共识”，以弘扬中国文化。
三、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和同化力，与现代化并不相矛盾，本身蕴含着发展科技的思想，包含着民主政治的根源。认为中道高于西器，西方科技固然好，但也带来了思想文化上的一系列弊端，而没有思想根基和道德自我调适机制的科技、民主，是无本之末。只有中国文化才能解决现代社会以及后工业文明的问题，西方应向中国文化学习。
四、中西文化可以融合。中国文化应吸纳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民主等思想，使自己不仅成为道德实践的主体，而且成为“政治的主体”。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吸收西方文化的养料，培养出现代意义的中国文化。
五、否定五四运动的思想方向。认为五四运动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多于建设，破坏了中国学术文化“道统”的继承，造成了民族文化的断层。
这些特点，反映了现代新儒家们的价值体系和基本政治立场。
总之，现代新儒学的思想，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加以扬弃，而不应简单否定，或者盲目倡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