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与“价值” [复制链接]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纵横谈

　　小说与“价值”
李敬泽
纯文学的影响确在衰退。实际上所谓纯文学，主要是指小说。因为近年来，大概也只有小说还有资格“衰退”。所以，问题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小说在当今社会有何价值？
不管是卖假药，还是如假包装的正宗名牌，人们通常称之为“先锋派”的一群人确是文坛上难以忽视、无法回避的力量。这是一群“宇宙级”哲学家，他们始终沉浸在形而上的冥想中。语言是他们的宗教，他们在读者的困惑乃至恼怒中得到满足，于是他们构成了一个个高度封闭的“小圈子”。从圈子理论到圈子文学，其间贯注着世人皆醉我独醒的贵族精神。艺术家们是社会中最敏感的成员，他们振聋发聩的声音是打破人们日常生活错觉和惰性的利器，但这意味着人的价值世界的调整和重构。如果追求“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效果的冲动过于强烈，强烈到遗弃一切生存价值的程度，这就未免不真诚，精巧的技术也无法掩盖其做作和贫乏。像《访问梦境》（孙甘露）那样的作品，语言本身的结构、色调和质地令人目眩神迷。这确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但也是一种无望的实验。剥夺了语言的指意功能实际上把它当成物理现象来把玩，这其中最高明的只能是悦耳动听的梦呓，等而下之的就不用说了。当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者强调语言的陌生化时，他们是要通过奇异而“困难”的语言形式唤起和凝聚读者对日常生活真正意义的认识，而不是想把作家改造成文字匠。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它以极端的形式表现那些作品普遍的无价值状态。这与对既有价值的亵渎和破坏完全是两回事。因为对既有价值的否定性挑战必然包含着肯定的、建设性的指向或欲望，而这是使我们的文化保持活力不断发展的必要因素，也是小说乃至文学基本的文化价值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我对这些作品的价值深表怀疑。
近年来，诸如《古船》（张炜）、《白涡》（刘恒）《伏羲伏羲》（刘恒）、《新兵连》（刘震云）、《烦恼人生》（池莉）这样的作品引起了更为广泛和持久的兴奋，他们是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的小说明星。当人们就此迫不及待地拂去现实主义匾额上的积尘时，多少含有一种“中兴”的喜悦和感慨。但我看，这多半是因急于正名而产生的美丽的错觉。就其本意而言，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现实主义已经随着１９世纪古典大师们的逝去一去不返。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一种认知方式，现实主义今日也再难找到纯正的嫡派子孙。事实上，现实主义概念的外延无限扩张，以至于我们往往将那些具有入世精神的、写实的作品一概称之为“现实主义”。我想这些作品的出现和他们受到的赞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以经验、理性面对和表达世界的态度在文学中再度得到了确认。小说担负着提供完整清晰的世界图景的文化责任，这并不始自现实主义文学，而是从它的源头延伸下来的，尽管２０世纪它分别在西方和中国遭到了严峻的挑战，但都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由人类基本的、深刻的文化需要所确定的走向。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种寻求和建立一个价值世界的努力。无论是文化心理的剖析或日常生活本质的透视，在我们这个社会价值、生存价值瓦解和重构的社会变革时期，他们锐利的批判精神、澄明的智慧乃至悲天悯人的仁者之心都是弥足珍贵的，他们的创作乃是小说对历史、对生活、对自己的文化责任一次建设性的反应。
但是，今时今日，即使是这样的小说也不能再奢望它立即产生广泛的影响。其传播范围是相当有限的。他们不仅面对来自各种大众传播媒介的激烈竞争，而且在它的孪生兄弟通俗小说咄咄逼人的扩张下也愈显穷蹙。在这个背景下，一些不信邪的高手就玩上一票，亮了几招，最近就有王蒙的“通俗小说”《球星奇遇记》。但这方面的成功机会其实是相当渺茫的。作家力求“通俗”的努力和他们对生活的认识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很难始终如一地调和起来，《球星奇遇记》不就越写越绷不住劲儿，越写越不“通俗”吗？因为通俗小说就其本质而言并不仅仅是一套技巧、几路招数，不仅仅是“可读性”，它更是一套为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一种世俗的生活哲学和梦想。所以尽管武侠小说花样翻新，言情小说层出不穷，但多少年过去，他们表现的价值世界却少有改变。可以说，通俗小说是基本的文化传承工具之一，它既是文化中必不可少的稳定剂，也是文化中的惰性剂。而那种想替他注入现代意识并提高艺术品位的愿望恐怕终将落空。这两条都有了，而且登峰造极，你可以指望得诺贝尔奖，却别想一下子有上百万的销数。纯文学在“可读性”的层次上与通俗文学竞争，前景黯淡。
小说的价值危机归根结底发生在小说本身对社会价值危机的反应中。我认为，小说不应该放弃对民族灵魂的更新和提升的那一份责任，一切伟大的文学都是由此获得了不朽的生命与光荣。至于小说的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的悖反，恐怕非人力所能挽回，这也许不过是从前些年幸运的热闹归于正常的平淡。小说能通过它在重构民族价值世界过程中所起的建设性作用保证它在今日文化体系中的价值和地位，而这是不能用市场占有率来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