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晤鲁艺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重晤鲁艺
朱寨
桥儿沟在延安城以东１０多里，是一个普通的陕北农村山沟峁梁。将近５０年前，“鲁艺”前面常冠以桥儿沟，诗人天兰（当时鲁艺的教员）一首长诗的题目就叫作《我是桥儿沟的一个公民》。这里却有一座稀有的天主教堂。教堂是西方哥特式建筑，大块的糙纹基石，青砖墙面，拱门长窗，塔式尖顶，十字架高耸天空。绕着教堂的墙基，有一道曲溪汇入延河。它给桥儿沟点缀上异国的风彩。
仿佛建筑者开始已预料到未来教堂的命运，幽静、错落的庭院布局，敞亮的窑洞设计，正适合作校园校舍，连教堂的铜钟，也适宜传达上课下课的号令，钟声嘹亮而悠扬。除了教员多住在沟内东山窑洞，学生们大都住在山下这庭院内。上大课，听报告，大都在教堂里面。教堂还是周末舞会的舞厅，排练演出的剧场。教堂一侧的广场，也就是运动场，常有篮、排球比赛。每有集体活动，如上山开荒，进城参加大会，都在这里集合出发。这原来的天主教堂，变成了另一意义上的圣堂。一律灰布制服的男女学生，在这里过着清苦的生活，像圣徒一样向革命艺术奉献虔诚。
多少年，我期待着重晤母校。每念及此，我便想起曾长期主持鲁艺工作的周扬同志，他制定的“艺术工作公约”中的部分条文，我至今还能背诵；想起为鲁艺文学系开设过《中国市民文学》课程的茅盾先生，还可以在照片中重见他在校园树荫下讲课的身姿；想起冼星海在鲁艺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可以说这首音乐的黄河，就泉涌于鲁艺。对于他们，对于鲁艺的一切，后人不是应该去追念吗？
１９８７年初夏，我这个当年鲁艺文学系的学生，第一次有机会重回延安。当我重晤母校的时候，我不免动情而且愕然了。倒不是它破败得已不复辨认，而是那些坚固的砖面平顶窑洞依然健在，使我可以立刻想起当年曾做何用，谁曾居住，但格局面貌已全非。据说它曾几经易主，先是做当地农机修理厂；后归当地陶瓷窑。几届主人根据各自的方便和临时需要，拆除和堵塞了不少处，零乱得不成格局。目前看来似乎是某一单位的职工家属宿舍兼库房。教堂作了库房，门窗钉封。从隙缝向里瞧，只见黑洞洞废料杂物堆积。教堂确实苍老了，一角裂开了大的立缝，墙壁在向外倾斜。出屋来晾尿布、生炉子的职工家属和路过院落的个别职工，对于我这个来访者投以奇怪的目光，好像他们根本不知道这里曾经是一个革命艺术学院。这里竟然连一个文字的标记也没有。
这不能不使我想到，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里陈列着毛主席解放战争时骑过的一匹白马遗体，被修整得栩栩如生，独占了一间明亮宽敞的展览室。在王家坪毛主席曾居住的地方（并不是他的主要居留处），他一度用来洗澡的小平房和使用过的木澡盆，都珍护着供人瞻仰。难道鲁艺的历史价值不如一匹马、一个木盆？当年毛主席曾手书“团结、严肃、刻苦、虚心”给鲁艺作为校训，手迹放大深刻在校园广场的墙壁上。这为什么不加保护，让墙圮字泯？我感到困惑矛盾，单用个人迷信不能完全解释。于是我又想到清凉山某窟穴、游亭处的碑石题刻。当年不过是“抗大”、“鲁艺”的学员，因为身居要职，便与时代历史名人并列题刻。一位随从者的即兴之作，居然也单独立碑镌刻。当然，这不一定出于本人的要求。一旦有变故，即使本人强求保留也难如愿。崖壁上不是又留下因此挖补的狼藉吗？这又是什么迷信崇拜？
我回京后，鲁艺老人见面都问我重晤母校的观感。我说什么呢？我看到的是文化、历史意识的淡薄，比岁月的风雨暑寒的侵蚀，给鲁艺校址留下了更深的斑痕，当年的教堂如垂暮聋哑老人，以它的断裂倾斜暗示文化历史的断裂倾斜。这些都难以言传，我只好回答：“一言难尽”。
不过，我告慰他们：桥儿沟教堂还曾是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开会的会场，因此教堂门前泥路旁立有写着某某会址的十字木牌。幸有这样的政治原因，有这个政治十字架的支撑，断裂倾斜的教堂一时还不至于坍塌成没有任何标记的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