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霞的中国情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柳霞的中国情
刘镰力
她的眼睛很蓝，刚毅中带点忧郁，让人一见难忘。
“你年轻时一定很好看。”我说。
她笑了笑说：“年轻人总是美的。”
她叫柳霞，一个普通的苏联妇女。
去年夏天，我得到通知，将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任教。不久，又听说该校一位东方系教师正在京旅游，那是将来的同事，于是我请她来家吃饭。席间，我见她筷子用得极好，一打听，才知她５０年代曾生活在中国，嫁与一中国人，并生一女孩儿，女儿刚刚两岁，丈夫不幸病逝，６０年代初，她只好孤身携女回国。说时淡淡，不见什么特别的悲伤，只是提到她某天曾打礼士路旧居前经过时，眼中透出苍凉。
９月中旬我去苏联时，竟又与柳霞同车，大家自是格外高兴。我问她在北京买了点什么，她说主要是给女儿买些衣服。
“为什么不带女儿一起来？”我问。
“她很想来。我这次来主要是想看看我丈夫家里的人。他们都住在农村，知道我来了，１０多个人到北京来看我。遗憾的是公婆和我丈夫那一辈的人都去世了，来的都是晚辈，有的叫我婶子，有的叫我大娘。他们说：‘北莺妹妹是我们北家的人，我们一直记挂着她。前些年日子过得苦，没办法，现在好了。等我们日子再好一点，一定邀请莺妹妹回中国老家住些日子，认认家乡的山和水。’”她说时，眼睛很亮。
“你女儿叫北莺？”
“是。她爸爸起的。”
她说着从床位下面拉出一个提包，从里面拿出一个盒子。打开一层层棉纸，一只鲜艳欲滴的大理石水蜜桃展现在柳霞的手掌上。她好象很兴奋，脸都红了，说：“这是侄儿们送的，说是让我带给我的女儿——他们的北莺妹妹。他们说村子里办起了大理石厂，这是他们亲手做的。”说完，她又用棉纸把桃子一层层包好，珍重地收了起来。
到列宁格勒不久，就开始上课了，课程较多，也比较忙。但只要有空，柳霞必尽地主之谊，陪我上街，解我一人居住异国他乡之孤寂。
来后第二个月，那天领了工资回家。我顺路去商店买东西，忽然发现工资连同钱包全不翼而飞。教研室的苏联同志知道了都很不安，客人刚来就丢钱。我虽觉懊丧，但还是安慰大家说，这是哪个国家都有的事，苏联专家在中国，也有丢东西的。
不久后的一天，柳霞高兴地来到我家里，说学校补助我一部分钱，在学校时她没有给我，是怕我在路上再出事，所以亲自送来。
和柳霞接触多了，对她也更了解了。她５０年代在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毕业后，被派到中国工作，开始在铁道部当翻译。她丈夫解放前是上海体院的学生，地下党员，解放后曾参加“抗美援朝”，后来在铁道部当局长，工作中他们相识并结了婚。后来因修筑通往西北某试验场地的铁路，她丈夫带人前去勘察，因公负伤，回来后三个月就去世了，当时女儿才两岁。她说：“他死得很惨，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临终前，他嘱咐我要带好孩子。”说时，深蓝的眼里蒙上了一层迷雾。我连忙用话岔开。
我知道，柳霞深深地爱着她的丈夫。在她迫不得已于６０年代初携女回苏联定居后，一直没有再婚。现在，她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了一名建筑设计师。她没有违背中国丈夫的嘱托。
大年初一，我正在翻看带来的相册，想象着北京的家人在怎样过节，吃饺子，放鞭炮。突然门铃响了，开门一看，原来是柳霞！她的第一句话就是：“春节好，给你拜年！”然后紧紧地拥抱了我，祝我万事如意。
我给她泡了一杯茶。柳霞喝着茶，从包里拿出一个用红丝条系着的纸袋，笑着说：“这是我送给你的春节礼物。”
我连忙打开，天！原来是一条火红火红的红腰带！
孤身一人身处异国他乡的我，直到此时才忽然悟到自己原来属蛇，今年是我的本命年。
我记不清自己在什么时候向柳霞吐露过年龄，更奇怪她怎么到现在还记得中国的这个习俗。
柳霞走了。
我手捧腰带，思潮起伏。我生平得过两条红腰带，一条是１２岁那年，母亲给的。她珍重地替我系在腰间，仿佛倾注着全部的母爱，保佑我一年平平安安。
第二条就是这一条了。我觉得它体现了柳霞的中国情，连着中苏人民的心。
不是吗？不管经历多少磨难，正像中苏两国的大地紧紧相连一样，中苏两国人民的心，始终是相通的，是连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