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季刊《长篇小说》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悼季刊《长篇小说》
母国政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季刊《长篇小说》，终于寿终正寝了。
这件事并不突然。近两年文艺图书市场急遽萎缩。它的印数亦每况愈下，到印刷上一期杂志，我们不得不恳请作者协助发行时，结局已经注定了。
它诞生于新时期文学生机勃勃的１９８３年。
１９８２年冬，中国大多数作家正埋头于中短篇小说创作时，北京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为其分社）为推动长篇小说创作，召开了北京长篇小说座谈会。当时在京的部分文坛精英都光临了，周扬同志也到会支持。那次会议的直接成果，便是《长篇小说》杂志于翌年创刊。作为定期出版的、专门登载长篇小说的刊物，在国内，它是第一个。
它生存了５年。这５年文坛上的风风雨雨，自然也波及到我们编辑部里，出版过程中种种无谓的麻烦也不时骚扰我们。
但气恼归气恼，欣慰还是主要的。承蒙作家和翻译家们的鼎力支持与合作，这期间，我们向读者奉献了一批获得广泛好评的佳作：《黄河东流去》（李準）、《中原大地》（周原）、《青春只有一次》（杨镰）、《愚人之门》（俞天白）、《少年天子》（凌力）、《刀客和女人》（赵本夫）、《早恋》（肖复兴）、《豆棚瓜架雨如丝》（刘绍棠）、《苍生》（浩然）、《穆斯林葬礼》（霍达），及外国名著《百年孤独》（马尔克斯）、《紫色》（艾丽丝·沃克）等等。当我们的刊物受到读者和文艺界朋友们的称赞时，我们为作家和翻译家骄傲，同时也暗自分享其中的一份荣光——尽管别人未必意识得到或者未必承认。
当然也有遗憾。当初，编辑部分配我联系王蒙、汪曾祺、林斤澜、邓友梅、中杰英和苏叔阳，我欣然从命。可惜，我的面子不能与韦君宜先生相比，王蒙的《活动变人形》跑到了《当代》。他当时倒是安慰我，“等以后吧。”以后他当了官儿，新作虽然不断，在部长任上写长篇巨制的可能性却不大了。汪曾祺打算写他的家乡旧事。他自谦说，不一定有多大意思，只是想让大家知道，还有这样一种形式的长篇小说。我立时想起萧红的《呼兰河传》，遂敦促他尽快动笔。他需要回一次老家，重温旧梦，然而，几年始终不能成行。他依然清健，但毕竟年近古稀了。林斤澜已有初稿，我只听他讲了几句，便被其新颖的形式所倾倒。但这位小说艺术家却还要琢磨，还要修改，至今不肯出手。邓友梅要写的北京小胡同里的众生相，也是我亟盼拿到的。在我前两天给他的信中，还提到此事。……现在，想用他们的力作挽回读者并为《长篇小说》增辉的一切愿望，都随着刊物的夭折化作泡影了。
我们出版社一向不怕出赔钱书的，然而去年已经是大部分新书亏本的窘况下，头儿们也只有狠下杀手了。正像有的出版社让作者先拉赞助再发稿一样——都是迫于无奈。我也曾想为我们的《长篇小说》拉些赞助，可是中国的企业家们并不富有，在他们已经被“赞助”撕裂得狼狈不堪时，他们也无力顾及文化了。
想想吧，某区工人文化宫曾经摆满了香烟罐头、干鲜果品，被用来当做春节副食品订货会的会场；堂堂的博物馆正红红火火地展销新式家具；一些中小学的教室改做旅店，老师们正忙于扫地铺床刷痰桶；你——《长篇小说》以及因可能赔钱不得问世的众多书稿——还有什么可委屈的呢？还愤愤不平吗？
生死由命，刊物也如此。有生的、有死的，或许你不该有抱怨。更何况文学刊物和打着“文学期刊”的刊物多如牛毛，确实该整顿一番，该砍一批。可是，你是健康的，既没有染上花柳病，也没有患凶杀狂症，更不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你清清白白，你老老实实，你是死于非命的呵！——或许，这倒是可以自慰的。安息吧，在劫难逃的《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