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可以使地球更小些——访吴子牛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心探访

　　电影：可以使地球更小些
——访吴子牛
李彤
吴子牛，属蛇（３６岁），四川乐山人。１９８２年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以电影导演为业，辗转于潇湘厂、八一厂和福建厂，拍摄了《候补队员》、《喋血黑谷》、《鸽子树》、《最后一个冬日》、《晚钟》、《欢乐英雄》和《阴阳界》７部影片。
记者：去年陈凯歌曾对我说，你拍片很不顺利，但你仍然坚持按自己的选择默默地拍片，他很敬重你这个同学。现在你捧回了西柏林电影节的银熊奖，有何感想？
吴：我原来想，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让外国人来肯定自己？没想到今天也落到我身上了。我不指望得奖给我带来什么，还是默默地拍片吧，下一步我将回潇湘厂拍根据小说《神吹》改编的《五合村》，男主人公跨度７０多年，描写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对五条汉子人生的影响。
记者：从你的影片中能看出一种绵延不断的对战争的关注，这是为什么？
吴：战争是生死场，人生最尖锐的问题可以在这里得到揭示。战争是可憎的，充满了死亡、毁灭，甚至连尸体还要受到损害。但是在死亡里要诞生一种希望，这就是思想。我对战争的态度是这样的：如果有外敌入侵，我会毫不犹豫地投入卫国战争。但是在我临死前，如果还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心愿的话，我会说：我憎恨战争！戈壁滩上一片全国最大的坟场，河南某地日本人前来凭吊荒坟的场面，这些见闻给了我强烈的震撼。我想跨越一个民族的立场，从世界文化的高度来看待战争。为什么《晚钟》里中日双方所有人物都没有姓名？因为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人都可以到其中扮演一个角色。目前，我觉得拍现代题材不如回过头去寻找人文的、历史的植根，但如果没有一种寄托、一种牵引，就会埋葬在历史里。
记者：你的经历与你执意要表现的战争有什么关系吗？
吴：我们这一代人虽然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战争，但经历过另一种人的战争——反右、“文革”，给幼小的心灵投下了阴影。它们同样都是对人、对人性的毁灭和摧残。说到经历，我想起一件很有趣的事，很小的时候看过的第一次让我流泪的电影，是日本导演木下惠介的《２４只眼睛》。如今木下先生已经７０多岁，听说他看了《晚钟》，把他正准备拍摄的一部反战影片《战场上的誓约》下马了，认为《晚钟》已经表达了他要说的意思。
记者：你和木下先生好像有某种缘份，其实是艺术家的良知能够超越民族，也能够超越“代沟”。对于作为艺术的电影，你又有什么见解和追求？
吴：电影如果真是艺术，它可以使地球变得更小一点，也可以使地球更干净更美丽一点。刚上电影学院的时候一天早上醒来，我突然明白：我这辈子就是该拍电影的。一个文学青年终于找到了理想的事业——电影。它的手段太丰富了，它能让你的思想动起来，把对生活的理解最充分地表现出来。如果说我的７部影片有什么主题贯穿的话，那就是：为人生而艺术。电影才１００年历史，再往下走，它会是了不起的一种文化。有外国记者问我喜欢哪些大导演？我说：我们在一段时间里受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影响，但很快认识到他们１０年消亡是必然的。安东尼奥尼则是大师，他深刻到极点，也朴实到极点。还有瑞典的伯格曼、苏联导演过《安德列依·鲁勃廖夫》的塔尔科夫斯基，都让我佩服。实事求是地说，我曾喜欢戈达尔、费里尼，但不知道喜欢他们什么，未必能够效法。
记者：在你的作品系列中，既有商业上很成功的情节片，也有不注重商业效益的“探索片”。那么你对目前电影界关于“娱乐片”的争论有什么见解？
吴：我不愿意介入理论的争吵，还是炒些好点的菜让大家尝一尝吧。电影样式是一种载体，我不愿意为样式而样式。例如《喋血黑谷》是很“主流”的一部电影，但其中有我的内心独白，例如难民的４８个镜头，它与影片中中国人的内耗形成对比。我相信我这个人很能拍商业片，而且是高档的。但在片子里一定要或多或少地表达自己的理想，如果没有就不拍。去年曾有人出很高的报酬请我拍电视剧，我以为没有意义便谢绝了。做一件事绝对要有价值，拍《晚钟》的过程尽管很痛苦，但是有价值。我不愿意急功近利地拍电影，太功利了没意思。我没有任何必要去参加“娱乐片”讨论，我将用作品证明：“娱乐片”和艺术片是可以结合，可以兼顾并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