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群众打垮了“石棉王座”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工人群众打垮了“石棉王座”
丁羽 林沫
在石棉业大奸商周锦庭的华丽住宅的走廊墙壁上，嵌着一块汉白玉石，上面刻着一群石棉商给他送的贺词，称他为“石棉王座”。周锦庭又把这四个字刻在自己的象牙图章上。显然，他是以“石棉王座”自命的。数年来，他通过种种违法活动，霸占石棉产地，操纵生产和销售市场，把对国防和重工业十分重要的石棉工业几乎完全垄断了。
拿华北区来说，公、私营石棉工厂共有十家，其中有九家是私营的。在这九家中，被周锦庭掌握和控制了的就有七家：在天津的有振业、春华、德华、振兴、瑞记等五家，在北京的有至中、三明两家。周锦庭是北京至中石棉厂厂长、北京三明石棉公司董事长、天津振业石棉公司总经理、天津石棉工业联营社（由上述天津五家私营石棉厂组成）主任委员。周锦庭所掌握的这七家石棉厂，不仅操纵了华北区的石棉生产和销售，就全国来说，他们也是势力最大的一个石棉垄断集团。周锦庭曾得意忘形地说：“要买石棉，必须找我。”
投机坑骗起家
周锦庭原是东北某小县城一个杂货商的儿子，自小跟着他父亲学买卖。后来在东北军阀杨宇霆手下当副官，拐巨款逃到天津。不久，又拉上一个名叫任甫亭的小官僚，合伙包了三年天津全境的烟酒税，从中大捞了一把。从一九三四年开始，他开始插足石棉业，和人合伙经营河北省涞源县的石棉矿。一九三五年，又和任甫亭等合伙，把天津一家名叫魁业隆的石棉厂接兑过来，改名为振业石棉厂。干了不到一年，周锦庭就借着任甫亭的势力
（任这时在伪冀东政府当“建设厅长”），把别人从振业厂踢了出去。接着，他又用阴谋手段吞并了天津中华石棉厂，夺取了天津瑞记石棉厂设在上海和汉口的两个分厂。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周锦庭又勾结国民党匪军，仗势贱价收买了日寇遗留在天津的两个石棉厂。因为石棉业当时不赚钱，他又穿着蒋匪军“上校”军服，在天津上海等地捣卖黄金，做投机生意。
垄断石棉矿山
解放以后，石棉业营业好转，周锦庭就集中力量来垄断这一行业。他对已经开采的几个最大和最好的石棉矿（西康、四川、河北、热河等地的石棉矿），设法垄断收购，排挤其他商家。他曾和河北的一个石棉矿订过包购合同。合同规定：出产的石棉，必须全部卖给周锦庭的垄断集团，不得卖给其他商家。为着垄断川、康石棉，他在成都设立了川康办事处。西康出的石棉，纤维长度在全国数第一。解放之初，各地西康石棉奇缺。周锦庭先派人在成都抢购，继又派人深入西康，贿赂西康贸易公司的某些干部，把大批西康石棉抢到自己手里，运到北京、天津，以数倍以至十多倍的高价出售。
为着垄断四川的石棉矿，周锦庭派经理人员和当地的封建会门头子相勾结，贿赂了矿区所在县的前后两任县长、公安局副局长、县大队长、税务局长、人民银行经理、一区（石棉矿区）区长等负责人员，使该县的人民政权、军队、银行，都为他服务。一九五零年当地有灾荒，很多农民吃草根和“观音土”度日。周锦庭的代理人胡吉堂就向县人民银行贷了巨款，在当地抢购食米两千担，抬高米价，加重灾荒。又拿食米当钓饵，招来大批灾民给他们挖矿，残酷地榨取灾民的血汗，却美其名曰“以工代赈”。胡吉堂一九五零年九月二十三日写信向周报告说：“县府指令区署派范队长为石棉矿山军事代表，招集开采石棉厂户代表及工人数百人开会，甚圆满。凡是给我开采的厂户等，如有自行私卖石棉或高价出售者，查出依法重办。”
周锦庭惟恐矿山生产量增加，会影响他垄断石棉价格，曾一再去信，命令胡吉堂设法限制矿山生产。要胡“与矿山接洽”，“使其产量每月以十吨至二十吨为度”。因“开采过剩，势须落价卖出”。
周锦庭为独霸石棉矿山，曾多方设法抵制其他厂商去收购和开采石棉。他听说上海有商人到四川采购石棉绒，就马上去信给胡吉堂说：“申（上海）孙寿桐去川购绒，我方须作一抵制。”他要胡与矿方
“签订独家经售合同”，使矿方“不得再与他人有定货或销货情事”。胡吉堂做了布置后，上海石棉商在四川的市场上到处碰壁，谁也不敢卖给他们。向胡吉堂要求分让，遭到拒绝；向县府申请，也得不到批准。胡吉堂曾写信向周报告说：“凡此地已开采矿山，任何厂商非能侵犯；我厂有优先权，我以经济控制。”
周锦庭抵制其他厂商采购的目的达到以后，又怕别人直接投资开矿，于是又写信指使胡吉堂：“上海汤某去开采石棉，……见函即与各负责同志洽商相当办法。……决不能允许他人开采，是为至要。”
就这样，周锦庭在一九五零年完全垄断了四川某县石棉矿。
罪恶的非法垄断集团
因为解放以后石棉制品销路畅旺，天津五家私营石棉厂之间不断地互相打架，抢生意。周锦庭感到这样竞争对自己不利，就在一九四九年正式出面，组织了联合的石棉垄断集团。
这个垄断集团曾规定了六条“合作”办法：各家平时出售石棉粉在半吨以上的，即属“合作”范围；其他产品除门市零售及售与私营五金行外，均属“合作”范围；凡在合作范围内的，都得按照议定价格出售，并按规定比例提出红利，到一定时期，将各家所提出的红利按规定比例分配。其规定分红的比例是：振业得百分之三十五，春华、德华各得百分之二十，振兴得百分之十五，瑞记得百分之十。以后他们为抓取北京的市场，又把北京三明石棉公司拉进去，规定在北京范围内的合标售货，三明可分得红利的百分之十五。下剩数目，天津各厂按原比例分。
他们在合标办法中对售货价格的规定是极为严格的。如有那家低于规定价格售货，经查出后，须将少卖的钱赔出，分给各家。但高价出售则不限制。各家在合作范围内所售出的货，必须随时向春华经理李雅南报告，由他记账，到时算账分红。如发现那家私自售货不报，则将全部货款没收。
他们每星期天以“聚餐”的形式集会一次，商量盗骗国家财产的办法。这一组织操纵着华北的石棉市场，以高价坑骗国家。天津海河工程局某验收员在收货时比较认真，他们就怀恨在心，可恶地决定：凡售货给海河工程局，一律加价百分之五十。海河工程局为工作需要不得不买。
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五零年一年，周锦庭这一个垄断集团伙分的非法利润就有四十六亿多元。周锦庭个人及其他厂另外所得的非法利润还很多。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各厂经理全吃肥了”。年终结账时，各家曾轮流请客庆祝。振兴、德华两厂经理，曾以一百六、七十万元一桌的酒菜，一连请了数次。
他们怕这种一本万利的好生意为时不会长，一九五一年一月又进一步成立了“天津石棉工业联营社”，把垄断集团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继续进行各种违法活动。
惊人的非法利润
周锦庭并不满足于这点利润。他通过安置在天津市信托公司的“坐探”王延龄，随时了解市场情况。那一种货缺了，他就暗中抢购囤积。他抓橡胶，抓颜料，也抓五金。现已发现的他在各处囤积的物资，有十四、五种之多。有些东西已经霉坏了
（因为价钱不大，他宁让它烂掉也不卖出）。一九五零年初，他曾把北京、天津市场上所有的岩棉
（又名“玻璃石棉”）搜购一空，囤积起来。他原来是以五、六百元一斤购进的；而急需此项物资的电业总局不得不以十万元一斤的价格向他购买。非法利润高达一百六十多倍！
他从他垄断了的四川低价购到石棉原料后，先运到北京至中石棉工厂，掺砂对假，加价卖给天津振业石棉公司董事会，董事会再加价卖给振业公司
（董事会可以用这办法非法逃出资金），公司再以偷工减料的方法制出劣等成品，用非法合标的方式无限制地提高价格，狠狠地敲诈国家。他们从四川购买的一批石棉，购价加运费共二亿四千万元，在至中厂售出价提到六亿元，获得巨额非法利润；在振业公司加工后，由天津石棉工业联营社卖出的三号石棉绒，非法利润高达百分之一千三百二十九！
偷工减料破坏生产
周锦庭的石棉工厂的各种产品很少不经过偷工减料的。他拿掺假的坏货来破坏国家的工业生产，暗害志愿军，暗害工人。我们的空军要从他那里购买石棉布来包裹飞机发动机，以防止高空的严寒。我们的坦克手们要穿用石棉衣来隔避因发炮而引起的高热。但这些石棉布是掺进大量废棉花制成的，失去了应有的效能。它可以使飞机发生事故，使坦克手无法对敌作战。
天津炼钢厂的劳动模范潘长有，穿着一件由周锦庭的振业石棉公司制作的石棉衣去热修马丁炉。因为石棉衣是掺进大量废棉花线织成的，潘长有刚一挨炉门，这件标定着可以耐火五百度到七百度的石棉衣就着火了。因潘长有很机警，幸未受到危害。
周锦庭的石棉垄断集团，经常把大量劣质产品售给各铁路局、炼钢厂、电业局等重要工业部门。这些石棉制品是用在机车、锅炉蒸汽、高压汽管的保温、隔热、接口等重要部分及电力绝缘部分的。但是这些制品都大量掺了假。石棉瓦中掺了麻刀、废纸，石棉绳和石棉布中掺了旧棉花，石棉粉中更大量掺了白土、滑石粉、石灰以及尘土。周锦庭卑鄙无耻地说：“我们连扫地土都能卖钱。”
要把这样坏的东西卖出去，就必须行贿和欺骗。周锦庭在这方面是“能手”。一九四九年卖给天津铁路局材料厂的一万五千多块铜骨石棉瓦，因掺杂过多，成品裂缝、落边、缺角、厚薄不一致，完整的百不抽一。但周锦庭贿买了材料厂仓库主任萧荫斋，在收货时只验数目，其他一概不究。周锦庭在包装石棉粉时，包中间先放一个无底的铁桶，桶内装坏的，桶外装一层好的，然后把铁桶抽出，上面再盖一层好的。他们把这叫作“穿衣”、“戴帽”。
周锦庭使用各种类似的手法，把大批坏货送进了国家的仓库。
周锦庭的工厂像牢狱
在周锦庭的工厂里，工人的健康、福利和政治权利是根本谈不到的。
北京至中石棉厂，是周锦庭在一九五零年独资开办并亲自管理的。这个工厂活像一座牢狱。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厂里基层工会成立以前，工人只有在每星期天晚上才可请假外出两小时。这就是她们唯一的休息时间。这厂的工人绝大部分是青年女工，都是周锦庭从天津招来的。她们进厂时，每人都要打上铺保、人保，并立有一份保证书。上面规定：“只许资方解雇工人，不许工人不干。”
天津振业石棉公司和北京至中石棉厂的劳动条件，都极端恶劣。做石棉灰的屋子，门窗都被关住。工作时，石棉粉和滑石粉满屋飞扬，对面看不见人。石棉粉把工人的眼睛迷糊住了，工人互相用小棍拨弄。工人有时开开窗户通通空气，周锦庭不答应，说是吹跑了他的石棉粉。工人要求发口罩。周锦庭说：“石棉败火，吃到肚里一点不要紧！”有时工人呛得不行了，就抓把棉花捂在嘴上。至中厂的女工们除按规定每天工作十小时外，还要被派去给周锦庭打扫住宅，擦地砖、擦玻璃、以及充当洗衣服等劳役。
工人在石棉的粉雾中工作久了，就要得肺病、胃病、眼病。一九五一年五月振业公司的工人到医院检查的结果，一百六十七名工人中，有四十九人患肺病（因肺病而死的工人前后有四个），百分之八十的人有胃病，其他还有眼病及心脏病。工人每月看病的占全公司人数的百分之九十。
我们参观过天津振业公司一厂的纺棉间。这儿有六十来个女工在纺石棉线。工作间满屋飞扬着石棉纤维，厂房里到处可以听到一片工人的咳嗽声。有一个女工，咳嗽很厉害。她脸上黄瘦，大眼，嘴唇无血色。她名叫祁慕珍，有肺病。每次看病时，医生都告诉她需要休息。但她要吃饭，却不能不拚命支持。工人告诉我们，在这车间里曾经有一个叫刘吴氏的女工，因得了很重的肺病，吐血，以后就被解雇了。副理赵恒泽对她说：“你要死在厂里，我们还得给你买棺材哪！”
残酷的压榨
周锦庭曾经把工人分为十一种名称，同工不同酬，对很多工人随时都可以解雇。短工，用一天可以解雇；临时工，用一个月可以解雇；季节工，用三个月可以解雇。这三种工人都和长工干同样的活，所得的工资却相差很大。长工一天的工资平均为一万三千元，短工一天只七千元。有很多工人已经在厂内作了二、三年工，名目却一直是“短工”或“临时工”。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年，在振业公司二厂经常作活的有四、五十个工人，长工却只有三个人。
周锦庭大批雇用短工和临时工，一方面是为了少付工资，另一方面，又和他的生产的投机性分不开。工人说他是“利大了就干，利小了就散”。工人经常受着失业的威胁。有的工人在冬天被解雇了，就借债，卖衣服，让老婆住娘家。工人赵鸿起去年冬天被解雇后，曾去卖血，一次卖了二百五十西西。
振业公司一厂的纺线工是计件拿工资，她们拚命纺一天才挣五、六千元。因为挣的钱不够维持生活，有的工人在早上两、三点钟就进厂工作，晚上八、九点钟才回去，工作时间长达十五、六小时。女工刘陈氏说：“咱们顶着星星来，顶着星星去，饿了啃口干馍，渴了喝口凉水。”对这些计件工，资方仍要想办法克扣她们的工资。一厂副理赵恒泽等在工人交线时常常压低质量和数量。工人纺的线算那一级，完全由资方决定，并无标准。厂里用的磅秤，只有四两、半斤、十二两、一斤四种符号。在称线时，不到半斤就算四两；不到十二两就算半斤。工人争辩时，赵恒泽就凶恶地骂：“臭工人，叫唤什么！”“你们吃饱养肥了，该出圈了！”有时候他发了脾气，就把全体工人的线由一号降到三号
（三号线工资比一号线少百分之六十）。谁反抗，下次交线就更要倒霉。女工刘黄氏说：“咱们含着眼泪纺线，挣这几个受气钱。有时气上心头，实在干不下去。但又想起家里没吃的，就只得咬咬牙干下去。”女工李吉氏说：“提起这事，眼泪就淹了心。”李吉氏因为资方压秤、压级的事不得解决，曾哭哭啼啼半个来月，没有上工。刘陈氏则被气病，一连躺了三个月。我们最近去调查的时候，李吉氏才刚病好上班不久。她含着眼泪，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周老八（周锦庭）大老虎，他吃我们的肉，喝我们的血，我们是滚在他的刀尖上过日子啊！如今感谢咱毛主席，他眼睛看得清，号召‘五反’，才打开虎窝，捉住了老虎，我们才得见天日了！”
横暴的统治
在周锦庭的工厂里，工人没有政治的自由。周锦庭不准工人参加学习。他一见工人看进步书籍，就说：“不许看这些邪书！”连工人买公债他都不许可。他经常收听和散播“美国之音”，并用种种谣言来威胁工人。他公开说：“我的厂子不许党、团员进来！”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工人佩带着工会证章，就问：“你不带它能不能吃饭？”强迫工人立时把工会证章摘下来。北京至中石棉厂开工后，上级工会干部要去和工人联系，组织工会。一连去了五次，都被周锦庭挡在门外。他说：“里边正在试验机器，还没有开工。”该厂工人孙兰秋暗中和别人商量组织工会，周锦庭发觉后，就向孙兰秋家里的人造谣，说孙兰秋在厂里乱搞男女关系，迫使孙兰秋自动退职。
周锦庭还到处安排自己的爪牙，用以监视工人。在振业公司本厂有“王氏三兄弟”，在北京至中厂有“王氏四姊妹”。过去工人称他们是“王党”。
“王氏三兄弟”是流氓打手，平常横行霸道，无人敢惹。一直到“五反”运动中周锦庭被逮捕以后，他们有的人还在破坏“五反”。“王氏四姊妹”是周锦庭派在至中厂管理工人的大组长、小组长。她们的任务是监视工人，向周锦庭通风报信。
无耻的欺骗
周锦庭的振业石棉公司还有一套对付工人的最厉害的手段，就是钻政府和工会的空子。在这方面，周锦庭有一个最得力的助手，就是振业公司的副经理高直夫。
高直夫熟读了人民政府的各种政策法令，会搬弄理论名词。每当工人要求什么福利或和资方有所交涉，他就用一大套“理论”把工人挡住了。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他就讲资产阶级是四个朋友之一，工人不可以和资产阶级斗争。振业公司原来有一百二十名纺线工。在实行劳动保险条例之前，资方就想把这一批纺线工不算作厂内的正式工人，使公司的全部工人不超过一百人，这样就可以不实行劳动保险条例。这个欺骗办法没有被政府批准，周锦庭等就大叫：“实行劳动保险要加重生产成本！”“这是摧残工商业的条例！”“这是振业公司的危机！”他们经过讨论，决定一面由高直夫“说服”公司的工会干部，一面向天津市劳动局递呈文。呈文中诡称，参加纺线的女工都是家庭副业生产，不是厂内正式工人，她们在年龄、技术、体格及劳动时间上，很多不够正式工人的标准。因此，要把她们算作正式工人，实行劳动保险条例，必须由厂方来一次甄别考试。不够标准的得由资方解雇，以免妨害生产。劳动局不加调查研究，就同意了他们对工人进行甄别。于是，周锦庭、高直夫就打着劳动局的旗号，唆使公司的工会干部出面，经过一次甄别，把十四个纺线工解雇了。这些被解雇的工人，一直认为是“劳动局实行劳动保险条例把我们解雇的”。
周锦庭解雇了这些工人，还不满足。他又和高直夫商订出用“改进生产，订立劳资合同”的欺骗办法来解雇工人。在高直夫一手拟定的劳资合同中，有三分之一的条款是关于解雇的。合同规定：工人随便打闹、出外买零食、三次旷工、纺线不合规格等，均可“由资方解雇之”；最后，若厂内粗纱机开动，则得“全体解雇之”。因此，工人把它叫作“解雇合同”。后来经过多次讨论，工人看清楚了他们的圈套，坚决不签字，资方的阴谋才未得实现。
工人阶级打垮了“石棉王座”
周锦庭能够垄断石棉业，这是他从各方面向工人阶级和国家进攻的结果。他在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方面，是“五毒俱全”。他的全部非法所得，初步估计约达一百亿元。他在生产上的垄断性、投机性、破坏性和骇人听闻的压迫和非法剥削工人的行为，充分说明他是要想篡夺经济领导权，向独占资本的道路发展。人民的国家，决不能容许周锦庭之流的愿望实现。在“五反”运动中，不管周锦庭怎样歪曲政策，百般抗拒，广大职工群众终于在共产党的支持和领导下，挺起腰来，彻底揭发了他的种种违法罪行。过去受周锦庭欺骗、利用的工会主席王泽恒及其他若干职工，也已觉悟过来，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开始向周锦庭进行斗争了。
大奸商周锦庭因为坚不坦白自己的罪行，现已被天津市人民法院逮捕了。他将得到应得的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