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以实际行动赎罪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我要以实际行动赎罪
左林丞
我是个大贪污犯，在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公路总局设计处任帮工程师。我连续在三个地方贪污、受贿一亿四千二百一十万元，使国家财产直接损失十一亿元。在伟大的“三反”运动中，我坦白了我的罪行，向人民低头认罪。我决心痛改前非，戴罪立功。
“三反”运动开始时，我在东北工作。我表面上装得很镇静，但内心非常恐惧。我不知道政府对于像我这样的贪污分子会如何处理。又想到自己贪污受贿的方式很妙，别人不易发觉，因而不想坦白。为了“保险”，我更和奸商订了“攻守同盟”。运动开始后，机关首长作了动员报告，交代了党和政府的政策，指明坦白者宽大处理。但我认为这只是为了“骗”贪污分子的“口供”，我更不了解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治病救人的，因此不敢坦白。我又去奸商那里，叫他不要说。奸商看我害怕，就越发吓唬我：“你说了就得枪毙，不如不说混过去。”我也是这种想法。这时运动展开了，白天、黑夜开会，火力很强。有些小贪污分子坦白了，我也震动了一下。但我觉得自己的问题大，说了要枪毙，往好里想，也要坐十年监。再说，以前同志们看得起我，如果坦白了，怎样做人呢？总之顾虑很多。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吃饭睡觉都不安心，弄得表面上都不能镇静了。这时“三反”运动已进入高潮，我却还硬拖着，一直不坦白。
一月二十日以后，我在北京的贪污行为被人检举了，我开始有点恐慌。但因数字不大，只七百多万元，而且为了掩盖在东北的大问题，我便把在北京的贪污行为说了出来。起先说一百三十万元，后来添到三百九十万元，欺骗政府和群众。这时，领导同志再三交代政策，我开始认识到政府是真正为了挽救我们这些罪人的。但我还是顾虑很大，不敢说，不想说。这时，我的爱人从北京来信，要我交代问题。我一方面敷衍她，一方面向领导同志摸底，探听“三反”运动还要搞多久。两方面我都失败了：我的爱人差不多每天给我一封信，讲道理，督促我坦白；领导同志表示了决心——不彻底肃清贪污分子，决不收兵。我怕起来，于是跑到奸商那里，试试口气。奸商说：“你看，我老婆孩子一大堆，怎么能说！”我一听，安心了些，认为“攻守同盟”有把握。于是我给我爱人写回信，大耍流氓手段。我说：“如果你说了，我们就分手！”她的回信却使我惊异，她不但没被吓倒，反而严厉地要我赶快坦白。一月三十日，我爱人又来信，说我若再不坦白，她就检举我。我一看撑不住了，只好说一点她知道的小问题。当天找到奸商，商量好坦白三千万元的贪污受贿行为。大的和入股的问题，一概不谈。当晚，我坦白了一下。组织上表示相信我，二月三日便宣布我免予刑事处分。当时我感到高兴，觉得这样可以混过去了。但同时又背上另一个包袱：我欺骗了组织，我心里更感不安。我更想到如果我的其他问题被发现了，组织上将对我怎么办？我思想混乱极了，行动更不安。我在东北看到二月一日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的消息，还没有清醒过来（我认为那是挑起幌子作“戏”）。但是，组织上很快地便掌握了我的贪污受贿的材料，在二月六日让我停职反省。我知道事情是严重了。二月七日，交通部又派来两位同志督促我反省。他们又再三向我指明贪污分子的两条道路，希望我能争取走自动坦白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我知道抗拒运动是不行的，便打消一切顾虑，彻底坦白了我的罪行。
从东北刚调回北京时，我还放心不下。我知道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好，但对我这样的贪污分子怎样处理呢？我怕受到严厉的处分。
在三月十日交通部召开的检举坦白大会上，我又交代了我的全部贪污、受贿罪行，并检举了其他贪污分子和奸商。当场章伯钧部长根据中央的政策，宣布建议政府在判处我徒刑以后，缓期执行，准许我戴罪立功。我听了以后，真是又感动，又惭愧。我这种罪大恶极的人能得到政府和人民如此宽大的处理，真是以前梦想不到的。当我回到自己队伍的时候，我真正感到革命家庭的温暖。我体会到新社会的光明和幸福，深恨自己以前行为的卑鄙可耻。
我知道，平常借了人家的钱也要归还，我盗窃了国家人民的财产更应当偿还。所以我决心尽早想法倒出赃款。我在交通部大会坦白时，当场把奸商向我行贿的八个金元宝及人民币二百三十万元退了出来。我贪污受贿存在商人手里的钱，已让那个商人向国家写了欠条。现在，除已退还的赃款外，还欠三千三百二十万元没有还清。我决定在两年之内用业余时间编译书籍、设计等办法，完全偿清欠款。同时，我保证今后在所经手的工程中，一定精打细算，决不使它发生一点贪污、浪费现象。在我看到的工程中，如发现有贪污、浪费或偷工减料等违法现象，我一定检举，和违法分子做坚决斗争。伟大的“三反”运动教育了我，使我下定了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今后我将以努力工作的实际行动，来报答人民对我的宽大，报答共产党对我的挽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