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总急于求成？——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分组讨论侧记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为什么总急于求成？
——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分组讨论侧记
本报记者 凌志军
“现在我们都在问”，江苏代表吴熔一开口便说，“为什么急于求成的毛病３０年改不了？”我有些惊讶，这两天，有四个省市的８位代表对我说了几乎同样的话，而且得出几乎同样的结论：当前不仅要调整经济，而且要调整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
在过去一年里，“我们唱了一首‘四季歌’”，福建代表张明俊说，“一季度求稳定，二季度大出口，三季度想攻关，四季度忙紧缩”。张明俊也认为，我们在经济指导上有急于求成的思想。
“上面要翻两番，下面要翻三番、四番”。
“到处是‘投资饥渴症’，好像永远吃不饱”。
“决策者的期望值太高，老百姓的胃口也不小”。
代表们无疑正在讨论一个关键的问题。诚然，中国再也耽误不起了。从上到下，都想快点赶上去，每个地区、单位，每个人都想快快富起来，但却很少想到改革的艰难、复杂，很少想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必然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从１９８８年回想到１９７８年，再回想到１９５８年。山东代表郭松年说：“３０年换了几茬人，仍然是急于求成。今天的局面也不是‘没有想到’，至少两年前中央就提出：如果不能遏制经济过热的势头，将会被迫来一次大的调整，可是温度照样上升，极力想避免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看来急于求成确实是经济建设中的一大顽症”。
“急于求成的背后是急功近利”，广东代表曾昭科说，“现在是干部选举制，不是终身制，新官上任，任期几年，自然是大干一番，上项目，盖工厂，为官一场，致富一方，至于付利息、还贷款，全局的大膨胀，那是后人的事……”
在山东代表团，我见到烟台市市长俞正声。谈到“过热”的原因，他说：“有急于求成的思想，也有急于求成的机制。我是市长，最清楚为政一方的苦处。手里没钱没法当市长，谁上项目多，谁日子就好过；谁给的钱多，谁就受欢迎，所以，工厂与政府作对，地方和中央作对。不解决机制问题，单纯靠压缩，结果还是进入压而复胀的循环圈。”
“过去经济建设急于求成，现在治理整顿有没有急于求成的问题？”一位黑龙江代表问。
我们已饱尝“经济急性病”之苦。代表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分地估价改革的困难。
“改革宁可打持久战，不能希望什么灵丹妙药立见奇效”，江苏代表吴熔说，“这就是１９８８年给我们的最大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