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怎样形成？——对部分人大代表采访随记 [复制链接]

第3版(国内新闻·体育)
专栏：

　　权威怎样形成？
——对部分人大代表采访随记
本报记者 莫新元
经济形势的严峻，经济秩序的混乱，使人们从心底呼唤着权威。这是记者几天来采访人大代表时所获得的一个深切感受。
“李鹏总理报告中提出的治理整顿目标，我非常赞成，”贵州代表徐英莲说，“但是，如果没有有权威的监督机构，没有强有力的执行手段，我担心难以实现。”
中央早就发出了可能出现经济过热的警告，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压缩基建规模、控制信贷发放、限制集团消费，等等。执行结果怎样呢？
“压了的就压了，没压的也没见追究，第二年反倒又以此为基数。老实人吃了亏！”
“吵得厉害的，上面给照顾；埋头苦干的，却以为你没困难。真是会叫唤的孩子多吃奶。”
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已引起了执行政策的不公平感。
一位天津代表干脆说：“政策缺乏权威性，正是制定、掌握政策的人造成的！”
有代表主张，当前治理整顿，中央必须采取严厉措施，压掉扩大再生产部分，确保简单再生产得以维持。可是与此同时，记者也听到了另一种声音：“发热是实情，但总不能不分胖瘦，不分病情轻重，一律吃两片退烧药吧？”
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出现，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一方面，发生了矛盾，希望上面来协调解决；另一方面，上面来协调解决时，又想尽可能多地保护自己的利益。“６０年代调整时期，党中央一声令下，多少万人从城市回到农村。现在能做得到吗？”
希望断然压缩膨胀，又担心一刀切的做法会加剧产业结构的失衡，会削弱经济发展的后劲；希望强化行政管理，又担心会切断发展商品经济建立起的经济联系……“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代表们逐步认识到这句话有着多么丰富的含义。
天津代表聂壁初提出，进行重大决策，要加强科学化和民主化。做不到的，就别说；说了，就要做到。山东代表王根源说：“改革不能光有激励机制，还要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要通过深化改革，使每个人能够认识到，国家的困难，就是自己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