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宦乡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沉痛悼念宦乡同志
宦乡同志是我国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优秀的外交家、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他的知识渊博、见多识广；他的眼界开阔、思路敏捷；他的工作不辞劳苦、勤奋努力。多年来，他对我国外交工作、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国际问题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国际和国内享有广泛的声誉。他遽然逝世的消息传来，我感到万分悲痛。
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八日我由杭赴沪，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陈启懋同志一起去看望宦乡同志。当时他已经动了手术，从医院移住宾馆休养。住房前面有一块翠绿的大草坪，环绕着苍松翠柏，是一个幽静的疗养环境。那天上午我们到达宦乡同志的住处后，看到八十高龄的宦老经过这么大的手术后恢复得这么好，宦乡同志还说他每天坚持围绕草坪散步，我们都为他病情好转而感到高兴。宦老的夫人许绍芬同志对我说，宦乡急于回北京，要我劝劝他安心在上海休养。而后宦乡同志就和我们侃侃地谈起国际形势。他对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以及稳定发展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加强我国对周边国家的工作等等特别关心。他在病中仍念念不忘工作，带病写了他对当前国际形势变化的分析，表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老专家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负责精神。
十月三十日我又和王仲方同志一起再次去看望宦乡同志，不巧他去医院检查而未能见面。我回北京后不久就听说宦乡同志由于病情加重再次住进医院，后来病情变化越来越复杂危重。医治无效，终于在二月二十八日九时四十五分与世长辞。想不到去年十月二十八日的会晤竟成了最后的诀别。
我和宦乡同志是五十年代初在外交部相识的，过去只知道他在抗战初期曾任第三战区《前线日报》的总编辑、副社长，上海《文汇报》副总主笔。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四年，他调任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司长，我也在这个时候调到外交部，这是我们认识的开始。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二年宦乡同志担任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常任代办，后来我调任外交部西欧司司长，由于工作业务的联系，我们之间的来往随之逐渐增多起来。我记得在他担任驻英代办期间写过一份关于西方世界矛盾的调研报告，曾经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赞扬。一九五九年当时外交部主管西欧地区的副部长罗贵波同志和我去驻瑞士使馆召开驻西欧各国使节会议。宦乡同志从伦敦来伯尔尼参加会议，对当时的西欧形势提出了自己的分析，受到与会同志的好评。一九六三年宦乡同志调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我则由于受到极左政治风暴的袭击，于一九六二年经过甄别后下放宁夏工作。临别时，宦乡同志诚恳鼓励我振奋精神，经受考验，到新的岗位做好工作，他那语调缓慢，诚恳、理解和期望之情，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文革”末期，我出差路过北京，曾到报房胡同探望宦乡同志。他刚从干校回北京，尚未分配工作。我看到他的书桌上仍像往常一样堆满了书籍、报刊、杂志，他仍在孜孜不倦地忙于研究问题。我们交谈了各自在十年动乱期间的遭遇，彼此都对“四人帮”那一套极为愤慨，对国家的命运感到忧虑。幸好时局变化很快，“四人帮”垮台后，宦乡同志重新走上外交工作岗位，于一九七六至一九七八年出任中国驻欧洲共同体、比利时、卢森堡大使。《纵横世界》一书刊登的第一篇文章《战后欧美经济发展概观》，就是他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一个座谈会上的讲话提纲，这个提纲代表了他当时对战后以来世界经济与政治问题的一些基本看法，是颇有独到见解的。
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二年，宦乡同志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副院长，我也于一九七八年底调回北京，在社会科学院担任研究生院副院长、党委书记。我曾请他到研究生院作国际形势报告，有时碰到一起也谈谈国际形势。经过十年动乱隔断一段时期后，相互又重新在一个单位工作，感到格外亲切。当时正在拨乱反正的关键时期，我们相互交换意见，彼此心情都是十分兴奋的。宦乡同志从世界形势发展的全局，预见亚洲太平洋地区在八十至九十年代将越来越重要，他曾征询我的意见是否筹备一个亚太研究所。我因当时刚刚接受研究生院的任务，又感到筹建亚太研究所的条件似不成熟而未敢承诺。一九八二年赵紫阳同志指示宦乡同志负责筹建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作为咨询研究机构。我经组织批准，集中精力协助宦乡同志筹建这个机构，宦乡同志为总干事，我为副总干事。我们两人合作得很好，从无到有，克服种种困难，逐步创造工作条件。由于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支持，给我们指示了工作方向，并且帮助我们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终于从临时租房办公进展到有了固定的办公室，有了正式的编制，建立了初步的工作班子。几年来，我们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宦老的指导和有关部门的协助下，陆续提出一些重要的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遗憾的是正当这个机构初具规模，刚刚起步，更加需要在宦乡同志的指点和帮助下进一步开拓工作的时候，他竟遽然离开我们去了。
回忆我同宦乡同志相处的时间，可分为两段：外交部时期十年，社会科学院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也近十年。二十年的长期相处，我感到宦乡同志有许多优点值得我们学习，这里只讲印象最深的几点：
第一，他是一位知识渊博、多学科的专家，是一位思想活跃、富有创造性的学者。他既精通马克思主义，又熟悉西方资产阶级各种学派的思潮，非常重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相互渗透的趋势，特别善于对当代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新变化、新情况，实事求是地进行理论思考。因此，他不断有新的见解。他早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以后又到英国留学。他不仅精通国际问题，而且熟悉新闻学、经济学、国际法。由于他精通英语，又有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政治思想敏捷，熟悉国内外情况，所以在广泛参加国内社会政治活动及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可以很快掌握最新的信息，透视形势的变化。
第二，他善于把国际问题的研究同国内四化建设的需要结合起来，不仅为外交工作服务，而且为改革开放政策作出贡献。他强调把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研究结合起来，要经常注意世界发展的趋势，分析外国进行经济调整、改组经济结构的经验，提出国内四化建设应该注意的问题；同时，又从国内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国内改革、开放进程出现的问题，去观察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
第三，他勇于独立思考、敢于提出和坚持自己的政治见解和理论见解。他曾经批驳了“文革”时期流行的“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极左的错误观点。还提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不只是对立的关系，而且也是互相交错，可以互相借鉴的。他提出战后国际关系中确立的雅尔塔体制，现在已经演变为“一个世界，两种制度，政治多极，竞争共处的格局”。他从理论和实际结合上，否定了关于资本主义“垂死”的传统论断，认为传统的资本主义发展为现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还是有生命力的。现实社会主义也在许多方面越出了经典作家的设想，他认为需要重新认识。他还对八十年代中叶国际形势出现新的转折变化，提出了系统的分析和创新的见解。
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和继承宦乡同志的优点，学习他善于独立思考，进行理论概括，勇于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和理论见解的科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