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艺术家属于时代 [复制链接]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杰出的艺术家属于时代
杰出的艺术家是属于时代的，也是属于未来历史的，但首先是属于时代的，为时代所造就，应时代而作为的。
蔡楚生，无疑也是这样的一位电影艺术家。这位为人民所钟爱的艺术家，从本世纪初的国运日蹙中来，而在６０年代的那场浩劫中凄然离去，可以说坎坷一生，生于忧患而复死于忧患了。他的不殁生命，在于他是时代养育的儿子，而把它的全部心力和鲜血献给了母亲。他一生中为我们留下了１４部富有时代特色的电影和剧本。其中《都会的早晨》《渔光曲》《新女性》《迷途的羔羊》《一江春水向东流》《南海潮》均是他的代表性力作。这些影片不仅生活气息浓郁，动人，艺术上力破陈腐，而且以其新鲜的题材，庄严的社会控诉，炽热的爱憎和为广大下层人民代言，博得广泛的欢迎，有的连映数十天数月盛况不衰，连国民党的报纸也以“引起轰动”“万人空巷”来形容。《渔光曲》还破天荒第一次代表中国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它们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蔡楚生同形成３０年代中国电影第一个灿烂花期的艺术家们一起，给电影史划出一道分水岭，从此开辟了中国早期现实主义电影的一代新风，汇入时代潮流中。
蔡楚生献身电影艺术，正是风雨如晦、国难深重的年代。是潜心艺术，还是投入到民族民主革命的行列中，是蔡楚生和他的同时代人所必定要面对的问题。艺术原本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它必然依人的生存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而投身革命，也是被迫采取的一种积极的生存方式。蔡楚生既选择了电影艺术，又选择了革命，他自觉地将电影工作服务于时代的要求，走上中国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共同道路。
血与火的时代是熔炉，是学校，是进步的阶梯。时代给予蔡楚生的不仅仅是苦楚和局限，而且给了一个杰出艺术家以抱负、滋养和锤炼。他１９３２年开始独立拍摄第一部影片《南国之春》，这是青年男女的恋爱悲剧，寓有反封建的成份，按作者的说法，作品要“渗进一些小资产阶级趣味的优美的抒情，诗般的梦幻。”社会上对作者的才能也不无赞赏，但终因其脱离当前的现实斗争而受到左翼舆论的批评。他接着拍了《粉红色的梦》又因其再一次构筑了一个远离现实的“梦幻”，而招致了更为尖锐的批评。批评的尖锐，实出于期望的殷切。他将自己放到时代的戥盘上，内心感到了失重。他在朋友面前投下铿锵的誓言：“我还年轻，只要不死，我会以更大的努力来报答你们的期望的！”果然他豁然开朗，在一篇题名《朝光》的散文中抒发了自己的感情，他把过去称作“恶梦”，宣布将迎着朝光开始一个新的未来。于是自１９３３至１９３７年间，他连续拍摄了《都会的早晨》《渔光曲》《新女性》和《迷途的羔羊》，参加摄制了《联华交响曲》，写作了短剧《为自由而战》《小五义》等。上海沦陷后，他转到香港，继续拍了《孤岛天堂》《前程万里》，合作完成了《血溅宝山城》《游击进行曲》。这是他创作的旺盛期。他坚定地“相信失掉了社会价值，就没有艺术的存在。”与此同时，努力保持艺术家的执著追求和自由心灵。他把基点放到创造真实的艺术品上，顽强地坚守独立的艺术品格，不去迎合或屈服于庸俗社会学的压力。尽力找到电影的艺术性（观赏性）同社会性（政治性）的结合点，同时寻求作品的感性形式，使之易于为观众接受。他说：“我决定我以后的作品，最低限度要做到反映下层社会的痛苦，尽可能地使她（作品）和广大的群众接触。”他坚持说：他既然已经“逃出了象牙塔”，倒不妨就“做一下子流寇”！这些发表在１９３６年的见解既不苟同于当时市场上泛滥的商业片观点，又不求同于某些教条式的“社会价值”论者和自鸣清高的艺术论者，实际上是中国早期现实主义电影的通俗宣言。它是蔡楚生和他的同代艺术家们将革命目标、艺术、观众三者统一的趋于成熟的经验总结。这种艺术倾向和风格，一直延续到４０年代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流离转徙于桂林、重庆间，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在息影多年之后的１９４７年推出宏篇巨制《一江春水向东流》，以其蓄之既久的酣畅奋发和技巧风格的谙熟，耸然成为中国早期现实主义电影的峰巅。这个旧社会崩溃前夕的方生与未死之间的社会伦理大悲剧，它的社会内涵，它的动情力，它的可看性，可以说达到了蔡楚生艺术主张的极致。难怪当时的一位国民党人士感叹说，这部片子一上映，国民党便丢去了半壁江山！足见其力撼人心的威力。
他在生命最后的２０年中拍摄的唯一影片《南海潮》，花了３年才完成上集，似乎并不得心应手，有人戏称是百花齐放的一朵“长花”。乃因其时“阶级斗争”的阴云四合，山雨欲来，他的创作思想不能不受到冲击，以致作品的艺术成就比起以往达到的高度来，显然地逊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