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大的失误”背后 [复制链接]

第3版(国内新闻·体育)
专栏：

　　在“最大的失误”背后
本报记者 鹿舫
眼看着国务院总理李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国家今年增加教育经费５０亿元，耳听着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１０年中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发展不够”，出席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心绪普遍看好。近日里他们又围绕教育的功能和目的，教育投资效益、知识分子待遇等“最大失误”背后的几个问题，议论开了。
人大代表、广西民族学院副院长周飞雄认为，“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提法值得推敲，因为它容易造成短期行为。他主张提教育的功能和目的是提高人的素质。而某个人的素质，又主要是指他有基本的伦理道德，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懂得如何思考问题。
“经济发展了，才有钱办教育”这个甚为普遍的观点，眼下引起了不少人士的怀疑。他们觉得应该倒过来——只有教育发展了，经济才能发展。
来自安徽的人大代表提供了这样几个数据：对全省中学生中不到１０％的能升学者，花去了中等教育的绝大部分人力、物力、财力，而对９０％以上不能升学者，尤其是农村急需的各类人才，却很少花本钱、下功夫培养。代表们呼吁：改革中等教育结构，提高教育投资效益。
高等院校某些专业过剩，毕业生用非所学，这也是造成教育投资效益低下的一个原因。人大代表、天津大学校长吴咏诗提出：高校要主动为国分忧，依据对人才需求的科学预测，自觉调整学科结构、层次结构、布点结构。他们的努力现已初见成效。今年天津大学毕业生的数目与社会对该校毕业生的需求数目二者之间的比例为１∶２．４。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许多人大代表联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来谈知识分子的待遇。大家认为知识分子代表了生产力中最先进最活跃的部分，因而要理所当然地让他们从分配中获益。可叹的是，“穷得像个教授”却成了现实生活中的调侃语。
人大代表、长春地质学院教授曾孝箴告诉记者，他近十年来带了近２０名研究生。他们中目前在做地质科研教学工作的不足１／５。曾教授痛惜、焦虑之情溢于言表。不过他也从新华社３月２６日播出的一则电讯中得到了某种宽慰。那电讯说：“我国师范院校招生数量大幅度上升，目前已占全国高校招生总数的３５％左右。”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这是近几年国家提高师范院校学生待遇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