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的眼睛——有感于一部电影的威力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专页（政治）)
专栏：多棱镜

　　警惕的眼睛
——有感于一部电影的威力
一个当年杀人如麻的纳粹分子，被一部电影吓得心神不安，东躲西藏，最后毙命于心脏病发作。这不是“天方夜谭”。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法国《方位》周刊报道，拉丰出版社本月翻译出版一本书：《执法不是复仇》，作者是奥地利人西蒙·维兹特尔。书中记述了他追踪纳粹分子爱德华·罗什曼三十多年的经过。罗什曼在纳粹肆虐的年代，罪行累累，对三万五千人的无辜被害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战争结束之初，传说他被正法了。可两年后他再次露面，遂被捕。他预感到自己的下场，在被解送途中跳车逃脱，经海路到达阿根廷，从此匿名藏形。五十年代末，西德两次下令拘捕他而未果。不久，维兹特尔也失去了他的踪迹，直至七十年代初。
一九七二年起，作家福尔希求得维兹特尔的合作，以这个纳粹的经历为内容，撰写《敖德萨》一书，并摄制了同名电影。电影中的主角形象和情节都力求真实，只有一处虚构：罗什曼被捕处决了，为的是给观众留个“愉快的结尾”。
书被译成十七种文字，电影在世界各国放映，并且真的收到了作者盼望的效果：一些观众写信给维兹特尔，说这个纳粹没有死，他们见过他。一对美国夫妇在玻利维亚一家餐馆中认出了这个纳粹。他们向他敬了一杯香槟。事后，他们把这个酒杯精心包装好，寄给了在奥地利的维兹特尔。经验证指纹确认，他就是罗什曼。另外，一位西德演员受到电影的启发，向维兹特尔介绍了南美德国移民当中的气氛：许多人不相信一个文明民族会那样迫害犹太人，有的家至今还挂着希特勒等战犯的肖像。这正是在逃纳粹得以在南美藏身的基础之一。
电影《敖德萨》能够打动观众，并促使他们去作更深层次的思考，这说明它具有某种普遍的现实意义。战争结束快半个世纪了，不是一切都清楚、都定案了吗？是的，这是历史的逻辑。不过，也还有奇谈怪论：战败者的罪行是战胜者加给的，如果战争是另一种结局，一切就要翻个儿。引伸之义是，法西斯的唯一过错是没有打赢战争。出于这种逻辑，有的公然为法西斯翻案，有的则对这段历史躲躲闪闪，支支吾吾。
从西欧近几年的情况看，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沉渣时有泛起的迹象。前两年，围绕法国审判战犯巴比，出现过为法西斯辩护的喧闹；所谓的“修正史学派”仍在“修正”二次大战的历史，甚至给奥斯威辛集中营这类没有先例的杀人机器找到了什么“先例”；在至今未了的“瓦尔德海姆事件”中也冒出了类似的思潮；近一年来，极右翼或新纳粹势力在一些重要选举中的得票上升。
当然，这是逆流，夸大它是不符合实际的。况且人们相信，邪不压正。纳粹分子罗什曼看到街头的那些电影招贴而心惊的怯相，就是这股逆流的写照。但是，又不能无视它。不念旧恶是一种美德，可也要看对方有无改恶从善的意思。正如维兹特尔的书名所说，“执法不是复仇”，而只有正确地对待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
写到这里，想起了去年七十余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聚会巴黎时，法国总统密特朗这位反法西斯的老兵说的几句话：我们这个世纪是“一个科学和技术跃进的世纪，也是一个出现过集中营和兽性行为的世纪，是奥斯威辛和青霉素的世纪”。为了防范将来再出现“兽性行为”，就应当像那对美国夫妇、那位西德演员、那些写信给维兹特尔的观众、尤其是跟维兹特尔一样致力于追查在逃纳粹几十年的许多人那样：尽管战争悲剧结束已经多年了，依然保持着警惕的眼睛。这样，才能弘扬正义，压迫邪恶，使人类得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也使那些妄图“修正”历史的人时时感受到一点点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