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教育思想——时代的先导，改革的启示 [复制链接]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陶行知教育思想
——时代的先导，改革的启示
·胡国枢·
发展教育必须与社会改革作统盘筹划
陶行知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毕业归国，正是新文化运动高涨之时，他倾注全力于教育事业，先在南京高等师范和东南大学等校担任教授，不久专任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总干事。然而，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告终，国民革命失败，中国仍然陷入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教育落后、文盲遍地的悲惨景况。中国教育的出路何在？中华民族的出路何在？通过长期的实验摸索，终于豁然开朗：就教育论教育，孤立地进行教改，事倍功半，难以奏效；发展教育必须与社会整体改革作统盘筹划。
中国为什么这么贫穷落后？他回答是三个原因：“一、外国的经济侵略；二、人口太多，把储蓄的财富都吃光了；三、科学教育重讲不重做”（引文凡见《陶行知全集》的，均不再加注）。对外国侵略，那时许多人看到了，“只是当政者采取不抵抗主义”，对于后二个原因，上上下下却缺乏认识。为了唤醒国人，陶行知于１９３１年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出路与中国教育的出路》等洋洋大著。为了使更多的人看清问题，他以生动的比喻说：一天下午出南京南门办事，进出的人很多，把城门洞挤满了，“挤不进去”，“又退不出”，“费了一小时，挤得我满身大汗！”这就是当时“中国教育出路的缩影”：人口太多而出路的口子又窄又少，好像很多人“挤城门洞”。他认为，这既是中国教育的症结所在，也是民族发展的大问题，人口漫无节制，已成了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的沉重负担与重大阻力。
注重农民问题，重视乡村教育
陶行知的远见来自求实精神，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来自农村，深知中国农民在经济上受残酷剥削、政治上受深重压迫、文化上毫无地位的痛苦。他认为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国家，有“８５％以上的人口在乡村”，农民的境况如何，决定着国家的强弱，民族的兴衰。基于这种理解，他主张要改造中国社会，必先改造中国农村社会。要改造乡村，必须“使教育下乡”，用教育的力量来唤醒农民群众，培养一代新人；主张普及教育首先要向农民普及，提出了“乡村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大计”的论断。他还高瞻远瞩地指出：“乡村教育是远东的一种伟大的现象，凡关心世界问题的人们，决不可忽略这种大问题”。他是现代中国最早注意农民问题的教育家。为了把教育工作的重点转到乡村，他起草与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我们的信条》等意义深远的文章，号召“为我们３４０００万农民服务”。并且提出筹办１００万所学校，改造１００万个乡村的设想。他身体力行，宁愿不当大学校长，２０年代中期即穿上草鞋、戴起凉帽到长江边的荒野里创办乡村师范学校，建立以改造乡村生活为中心的新型教育体系。他虽然到处碰壁，但不怕困难。他“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的崇高精神与远大目光，不仅鼓舞着教育界的有志之士，而且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人。作这般估计，并非是凭空抬高陶行知，可用周恩来于１９４９年５月７日在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学习毛泽东》中的一段话作证：“‘五四’以后，毛主席参加了革命运动，就先在城市专心致志地搞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先生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同志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毛主席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能再去搞乡村呢？这就说明毛主席当时没有顾到另一方面。但后来毛主席很快就转到乡村，又把农民运动搞通了，使城市和乡村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周恩来选集》上册第３３３页）。陶行知注重农民问题，重视乡村教育，用科学改造乡村的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使全国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
陶行知是为人民教育事业鞠躬尽瘁的典范，正如他说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一心扑在教育上。他说：“这十几年来，我有时提倡平民教育，有时提倡乡村教育，有时提倡劳苦大众的教育，不知道的人以为我见异思迁，喜欢翻新花样，其实我心中只有一个中心问题，这个中心问题，就是如何使教育普及，如何使没有机会受教育的人可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教育”。他是抱着“使全国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的宏愿回到祖国的。由于这种抱负与志向，他才能创造性地提出与旧教育只着眼于少数人的“小众教育”有根本区别的“大众教育”，力主“普及教育运动之最大使命，便是要把这个钥匙（指现代文明——引者）从少数人的手里拿出来交给大众”，“要把教育、知识化做新鲜空气，普遍地广及于大众，人人可以按其需要，自由呼吸，因而增加大众以新的生命活力”。他对当时有些人把“重视教育”当作口头禅，“狮子的口气，蜗牛的脚步”甚为不满。他举浙江省与杭州市为例，“依照最近四年来浙江所用的方法来扫除文盲，全省要４００年才能完成；依照最近６年来杭州所用的方法来扫除文盲，全市要１５０年才能完成”。他又调查了全国的情况说：“依我估计，用传统方法，学龄儿童的教育要过１００年才能普及，失学成人之教育，要再过４００年才能普及”。这样的速度与世界科学的飞速发展太不相称了！于是，他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法，如开展“科学下嫁”活动，推行“小先生制”、“即知即传”，提倡多门类、多渠道、多形式、多轨制的办学道路等一整套群众路线方法来普及教育。当然，在那个年代、那种气候里，再好的办法和建议也是无济于事的。但这恰从另一个方面证明陶行知是献身现代教育的先驱者、先觉者。
“中国的教育应当有一个总反省”
陶行知认为，当时中国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仅仅是学校数量少、教育普及速度慢，更在于“中国向来办的教育，完全走错了路”。他说：“中国有这样悠久的文化，照理讲来应该站在时代的最前线。为什么现在不但不能和欧美各国并驾齐驱，而且还处处跟人不上？这个原因很复杂，但是过去教育政策的失策，可以算作主因”。尤其是中国的乡村教育，完全脱离农民的需要、农业的需要，背离了农村的实际。“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有荒田不知开垦，有荒山不知造林。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人受土匪、土棍、土老虎的侵害而不能自卫，遇了水旱虫灾而不知预防。他教农夫的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格外穷；强的变弱，弱的格外弱”。他告诫人们，“这种教育决不能普及，也不应普及。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出路”。他认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悲剧是整个教育围着“会考”转，“学生是学会考，教员是教人会考，学校变了会考筹备处。会考所要的，必须教，会考所不要的，必不教。”“所要教的只是书，只是考的书。只是会考指南！教育等于读书，读书等于赶考”。历史前进了，而封建科举制的阴魂不散，知识分子除了“赶考”，走“学而优则仕”的路以外，似乎再无旁的生路，白了胡须，驼了背脊，也只得终老考场。对这种教育，陶行知尖锐地称它是“书呆子轮回麻醉的乌烟”。正由于此，《儒林外史》描绘的“范进中举”那样痛人心肺的笑话历代层出不穷。这种教育只能培养“没有血色”、“没有本领”、“不会创造”的“书呆子”、“工呆子”、“农呆子”，整个中国要变成“中华书呆国”了！“这种教育，倘不彻底改革，则旧的力量不能维持，新的力量不能产生，我们的民族恐怕要日益贫弱，以至于灭亡”。对旧教育制度作这样深刻的揭露与批判的，在所有反封建的教育家中，陶行知数得上是鹤立鸡群。他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不得不另找生路的时候了”。他大声疾呼：“中国的教育应当有一个总反省、总忏悔、总自新”，进行根本的改革。
“生活教育”理论
陶行知影响最为深远、贡献最为卓著的，是他为后世留下了丰富而深刻的“生活教育”理论。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是融教育改革与社会改革于一体的绚烂宏图，是以生活性、实践性、整体性为特征的教育学说。
他认为教育不能脱离生活，应是来自生活、改造生活，为生活的提高与前进服务。教育指导思想、教育政策必须：“审查国情”，与整个国家的经济、文化、政治生活相协调并为它服务。教育与实际生活应是一张皮，而不能教育自教育、生活自生活。从中国老大、贫穷、落后而又处在科学迅速发展的现代世界这一实际状况出发，“研究试验符合本国国情、适合生活需要之各种学校教育”。这是以实践为中心、以生活为主体的、全社会全民性的新型教育体系。在当时，他认为教育应担当起“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任务。在农村建立“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活的乡村教育要教人生利。他要叫荒山成林、叫瘠地长五谷”。他形象地称之为“教育与农业携手”。在城市也应建立“瞄准世界潮流”的现代教育，从生活的多样化、建设的多要求出发，走多渠道、多形式、多轨制的办学道路，改变亿万人“挤城门洞”、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困境。正是在这一个教育与生活关系问题上，我们走过多大的弯路呵！怎样改变教育脱离实际、落后于时代的状况，已成为当前世界各国普遍关心的大问题，在我国更为迫切。
办教育，必须依靠社会
办这样的教育，当然得依靠社会，走社会办学的路子。陶行知说：不仅“教育与农业携手”，“更须与别的伟大势力携手”，与各行各业携手，走联合办学、社会办学的康庄大道。我们争论多年的问题，陶行知在半个世纪前已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了尝试。正当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国家危在旦夕的时刻，他认为“国难当头，愈益觉得立国根本之教育，更有从速举办之必要”，他在香港办起了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又到重庆创立了著名的育才学校，无论资金、校舍及师资都靠社会各界帮助解决。１９４１年物价飞涨，育才学校师生面临断炊之虞，陶行知提倡“新武训精神”，一面开源，一面节流，卖字、卖画、有偿演出、生产劳动……向社会筹集资金，终于战胜了困难，使育才学校得以屹立在嘉陵江边，培育了大批英才。“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要求，便是盲目的教育”，这正是他的经验之谈。
运用社会力量联合办学，不只是解决财力物力的困难，更重要的是教育与社会密切联系，从而使教育获得新的生命。３０年代中期，陶行知与他的战友们，在上海创办了一种新型的教育组织——工学团，实行他提出的“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原则，它是社会的细胞、基层单位，也是生产单位，又是教育单位。后来发展了多种多样的工学团，成了抗战救亡的自卫团体。它育人、化人、生产自助，有顽强的生活力，其深远意义大大超出了作为普及教育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