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需要建设性的理性——两代人中间的李泽厚 [复制链接]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学界剪影

　　中华民族需要建设性的理性
——两代人中间的李泽厚
本报记者 祝华新
自从教条主义丧失在国内学界的统治地位，道术为天下裂，笔墨之争煞是好看。转眼１０年过去，从经济学到文学评论，年轻一代翼然而起，宣称真理标准讨论时期的老一辈学人已经完成可敬的历史使命，毫不谦虚地在学术讲坛上“抢班”。自然也有后生学子向“积淀说”和“主体性实践哲学”的始作俑者提出挑战，轰动一时后却发现这位“美学尊神”的地位远不是那么容易撼动。这位“尊神”就是５８岁的李泽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早在５０年代关于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的研究中，北大哲学系的高材生李泽厚就表现出对“接受模式”的叛逆倾向。３年前他对“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和文艺史作孤军深入的重新勘察，以一曲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征服了莘莘学子。他的著作摆上了街头的个体书摊，摊主拉长嗓音叫着“李泽厚、托夫勒、弗洛伊德……”风光之至，虽然老派的学者听了不免摇头。
可是，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引起一些青年的失望。着眼于“为整个人类和世界的未来探索某些东西”，他较高估计了民族的伦理、审美遗产，却被疑为“新儒学”的同道，“背叛了自己”。他不得不郑重为文，与“新儒家”们划清界限。
“我和青年朋友的分歧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非理性，一个是关于彻底反传统”，李泽厚说。一位博士生带着“感性生命的强烈冲动”，在一本畅销书中“与李泽厚对话”，抨击李泽厚“从来就缺少‘怀疑一切’的批判目光，缺少与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叛逆精神”，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弱点”。李泽厚迟迟未作回应，理由是从这类批评中他发现只是“一种情绪性的东西”，找不到“真正的理论挑战”。“作者发泄了年轻人对很多东西不满、愤怒、苦闷的反抗情绪，恨不得捣毁一切。我非常尊重年轻人的这种情绪，但何必用理论去面对或消解这种正当的情绪呢？”
但他忍不住还要说些话：“目前年轻人中流行一种彻底反传统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与红卫兵现象近似。当年的红卫兵那么狂热地‘砸四旧’、反传统，也是认为要产生一种新文化必须把旧文化彻底铲除掉。这种激烈的非理性的情绪反应冲力很足，有很大鼓动力量，但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很可能是一种破坏的力量。中国需要的是建设，而不是破坏。以前上上下下总讲‘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但并没有真正立起什么来。乱骂一通很容易，要正面作点学术建设却没有那么简单。中国缺乏的是建设性的理性，而不是非理性。”
作为学者，李泽厚说自己不喜欢很多太富于情感的词，认定那些是“不科学的语言”，也不赞成那种“只有我对，你们都要不得”的心态。他希望提倡一点卡尔·波普的“你可能对，我可能错，让我们共同努力以接近真理”的精神。“中国现在最需要建立的，正是这样一种现代的宽容的、多元的心态。”
这几年李泽厚一直在鼓吹多元化，反对思想文化定于一尊。他本人坚定地主张理性，却又较早地介绍过国外的非理性主义。对青年人中从政、经商、“玩文学”、“托派”（考“托福”出国）、“麻派”（搓麻将）等纷乱的趋向，他以为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他强调，在现代社会，人们可以选择忧国忧民的参与，也可以注重做好自己的本份工作，或者只想把自己和小家庭搞好。肯定多元化的本身就是推动多元化的一种方式。当然，他也寄希望于经济的多元化和政治的多元化，并通过法律制度把多元化确定下来，使之不可逆转。时值“五四”运动７０周年，李泽厚捻出８个字——“多元，宽容，理性，法制”，以期把“五四”传统“落实到现实生活各个领域中去”。
李泽厚本人的治学似乎也是多元的。他以美学起家，却一度扎进康德哲学。不过国内哲学界多不认他为同道，直到几个月前他被大师荟萃的巴黎国际哲学院选为院士，好像才正式验明哲学家的身份。至于那扫描２０００年的３部思想史论，更显得他在学术上“用情不专”。他曾自恨对现代自然科学没有发言权，否则笔下将“另是一番天地”。他自认没有“就四个字写上数万言”的本领，所以“从来不想做一生治一经的专家”。
有一次，他与小他１０岁的朋友刘再复同慨：“我们正处在两代人的中间，一方觉得我们走得太远，另一方则觉得我们太保守。”
海外有人说中国学者中能真正走向世界的就数李泽厚，海内学子则耿耿于怀要超越他。他本人呢，虽然意识到“希望属于下一代”，愿“为王前驱”，但还是扬言“现在不认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