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畴人传》反映了什么？ 一代名儒的失误 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心态　以古老陈旧的中学来评议新颖的西学 [复制链接]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阮元《畴人传》反映了什么？
一代名儒的失误
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心态　以古老陈旧的中学来评议新颖的西学
左步青
清代乾嘉时期，汉学鼎盛，著名的有吴皖两派。在扬州地区，则有汪中、焦循、阮元、王念孙、王引之、任大椿、刘宝楠等一批学者。他们学问渊博，识断精审，研究的对象以传统的儒家经学为主。由于要通经，也精通文字音韵、名物训诂，以求解经治史。他们还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地理金石、天算乐历等方面。这批学者形成乾嘉学派的分支扬州学派。但是，他们毕竟是在封闭已久的封建时代做学问，传统的思维方式使他们难以冲破封建学术的桎梏，正确对待西方文化的冲击，在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阮元编撰的《畴人传》便是一个例证。（畴人指古代专门研究天文、历法、数学的人。）
阮元（１７６４—１８４９），江苏仪征人，历任督抚要职，拜体仁阁大学士，兼任经筵讲官。他为官五十年，清慎持躬，颇著政声。更可贵的是他在官不废学问，既是有清一代身居显要的名宦，又是造诣精深的一代名儒。他提倡经学，主张通过音韵训诂弄清古代典籍的内容，并进一步讲求“义理”。他说：“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又说：“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他一生宦游，同时孜孜不倦于整理典籍，刊刻图书。他也很注意以经学课士，培养人才，在杭州西湖孤山之麓创办诂经精舍，在广州越秀山麓创立学海堂，自己还购置图书，设立灵隐书藏（图书馆）、焦山书藏，以便利士人阅读。他的治学成绩和对传统文化的贡献是应当肯定的。《清史稿》称他“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诚非虚语。
嘉庆二年（１７９５），阮元约了他的族姐夫焦循开始编撰《畴人传》，历时十三年，成书四十六卷。这是一部用传记体记叙我国从上古到清代中叶天文、历法、数学家生平事略及其学术上成就的著作，共辑录二百四十三人，另有西洋人三十七人。阮元自称编撰这部书的目的在于“溯古今沿革之原，究中西异同之数”，“网络古今，融会中西”。的确，这是我国科技发展史的开山之作。但由于阮元、焦循等人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了然，犹如雾中观花，未必真切。而且阮元沿袭清初以来学术界盛行的观点“西学源于中学”，极力从中国古代的载籍中去探求西学的源流，以古老陈旧的中学来评议新颖的西学，实际上是以封闭的传统文化的壁垒消极抵制外来文化的渗入，必然造成许多失误。
明末清初，我国的科学技术虽然也在缓慢地发展，但与同时期欧洲的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取得的科学成就相比，无疑是落后的。一些中国学者从西方传教士手中接受了有限的西方科学知识，通过自己的钻研，卓然成家，从徐光启、李之藻到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等都是如此。这是难能可贵的。作为清代中叶思想文化主力的乾嘉学者，对待西学东渐的严峻局面，本可以以此为契机，开阔视野，积极探索，以启蒙图新。但阮元却极力夸大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他所谓“究中西异同之数”，即是清代一些学者热衷的“会通中西”的说法，希望通过对中西天文历算等两方面的研究，证明中国的传统文化比任何“外夷”要高明。这是用传统的信念，虚幻的自满文饰曲解，以抑彼扬我，自解自慰。
阮元这些偏颇的看法在《畴人传》一书中随处可见。例如，他认为“中土推步之学（即推算天文历法之学），自汉而唐而宋而元，大抵由浅入深，由疏渐密”，推崇中国古代天文数学最为精审、完备，甚至“自生民以来，未有如本朝之得天者”；“吾中土之法之精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他贬低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西方传教士传入的天文、数学、地理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在评论汤若望时，阮元充分表现了天朝大国名儒大师虚骄自大的态度。他说，欧罗巴是“极西之小国”，汤若望是“小国之陪臣”，以“其术诚验于天”，为“圣圣相传”的大清朝录用，是朝廷“如天之度量”。汤若望曾列举“地形实圆”、“昼夜不等”、“置闰不同”等四十二事“表西法之异，证中术之疏”，阮元很不服气。他从中国古籍中找出一些记载与西学逐一比附，写道：
　　“元尝博观史志，综览天文算学家言，而知新法亦集合古今之长而为之，非彼中人所能独创也。地如圆体，则曾子十篇中已言之。太阳高卑，与考灵曜地有四游之说合。蒙气有差，即姜岌地有游气之论。诸曜异天，即郄萌不附天体之说。凡此之等，安知非出于中国？……使必曰西学非中士所能及，则我大清亿万年颁朔之法，必当问之于欧罗巴乎？”
阮元从故纸堆中采撷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一些朦胧的、未经科学实证的思想，来和西方经过近代科学检验的科技知识争高低，以一千多年前东汉时《尚书纬·考灵曜》中“地有四游”之说证明西方先进的科学成果都是中国古已有之。他还以尊古崇圣的心情藐视“专力西学，推崇甚至”的中国学者，讥笑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接受西学是受传教士的蒙蔽，是汤若望辈对西学“夸大其词以眩吾中国，而徐、李诸公受其欺而不之悟也”。他津津乐道“我国家右文尊道，六艺昌明”，而徐光启“不读古书，谬云西法胜于中法，是但知西法而已，安知所谓古法哉？”阮元丝毫没有察觉到循着这条“古道”继续走下去，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沉疴在身的古老中国即将面临危机。对传统的文化观念一往情深和对西学的肤浅认识，锢蔽了一代名儒的视野。
在《畴人传》中，阮元对于哥白尼日心说的全面否定，反映了他对西方新兴的自然科学格格不入。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１４７３—１５４３）发表了关于地球围绕太阳运行，地球每昼夜绕地轴自转一周的日心说，这一伟大的发现震撼了宗教神学的宇宙观，恩格斯称之为自然科学发布的独立宣言，是向教会迷信提出的挑战。从此以后，自然科学从宗教的禁锢下解放出来，开始大步前进。早在乾隆年间，法国人蒋友仁来到中国，就已经介绍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和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阮元在《畴人传》的“蒋友仁传”的结尾斥之为“其为说，至于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叛道，不可为训”。在封建时代的学术界，“离经叛道”就是“悖逆不法”，阮元的评论显露出他在文化上排斥异己的保守心态，其谬误是显而易见的。
《畴人传》中也有一些对西艺的肯定。如阮元赞赏西方制造的仪器，认为“西人熟于几何，故所制仪象极为精审。盖仪象精审则测量真确，测量真确则推步密合。西法之有验于天，实仪象有以先之”。他佩服西人为了“机巧相尚”而“殚精毕虑于此”。承认西方“器艺”是好的，总算还有一点理性的分析态度。阮元代表了中国正统的士大夫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心理和陈旧的思想模式，不能顺应历史的潮流，迎接世界范围自然科学发展的曙光。这时候，风靡乾嘉的汉学也和清王朝的命运一样，正从盛极的顶峰走向没落，逐渐为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新的进步思潮所代替。这是历史的必然。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但通过这一事例说明：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必然要受到传统思想的制约；偏好于传统，将会带来沉重的负担，付出更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