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文学史”，既要呼唤也要实践，但更　应该创立文学史理论体系 [复制链接]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重写文学史”，既要呼唤也要实践，但更
　　应该创立文学史理论体系
　　杨义
自本世纪初林传甲、黄人（慕庵）编著中国文学史以来，中国人写的文学史著作，包括通史、断代史和文体分类史，已有五百部左右，而确有传世的功力和魅力的，大概不足３０部。这就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传世和不传世之作有些什么品位高下之别，而少数传世之作又有些什么共同的学术素质？尤其在当前，当我们要把文学观念更新之所得，逐渐转向学术体系的建设的时候，为了避免空疏浮泛的学风，文学史理论体系的建构就不能不列入议事日程。
　一切有价值的文学史都可以看作具有现代人主体意识的心灵史。
应该看到，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是文学科学中相互渗透、而又各有各的对象、功能和品格的三个学科分支。自然，文学史家应该有主体意识，作为一个现代人，他与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站在同一座时代瞭望台上。他应该以开放的胸襟，满腔热情地吸收、选择和转化当代文学思潮中那些富有创造性和科学依据的成果，使之成为能够突破前人，发前人所未发的智慧上的优势。在这种意义上说，一切有价值的文学史都可以看作具有现代人主体意识的心灵史。适应新时期文学观念的更新，新出现的一些文学史著作逐渐摆脱作为社会政治史的附庸地位，趋于对作品本文批评模式的多元化和内在化，并由此透视本文的深层面所蕴藏的丰富多采的文化和审美内涵。与此同时，依然存在一些把文学典型简单地政治化，或以现实主义独尊的封闭模式去衡量千姿百态的艺术世界的文学史著作，这是观念变迁时期难以避免的现象，不应苛求。不过，真正有建树的文学史在精神实质上总是倾向于打破简单化的封闭性的文学评价体系的。
　文学史是一个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体系，因而它对当代文学思潮应该保持清醒的态度和选择的权利。它汲收的应该是当代文学理论中具有实质价值的突破性成果，而不是浮面的时髦术语和易于成为过眼云烟的怪论。
治史之人，对当代思潮的偏正长短也应该有一种宏观的历史感。他在汲收新的观念时，应该以博大的胸襟去兼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包含清人的考据方法，因为古今中外在做学问上是存在着灵犀相通的实质性的东西的。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是一部学术思想史，只能写成于１９２０年而不能写成于晚清，因为他到这时才对身边思潮采取清醒的学者态度，超越了他曾信奉的经世文学派的狭隘眼光，使一部史书成为真正的史。能否通过清醒的选择以超越自我，是一个关系到文学史著作的优劣成败的问题。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沉浸于当时的白话浪潮，以是否采用白话作为衡量历史上的文学作品是“死文学”或是“活文学”的根本标准，造成了全书价值系统的严重倾斜。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并没有像胡适那样写一篇《引子》加上一篇《自序》宣传自己的前卫文学意识，而是选择了当时也属于新颖的而又为历史长期接受的文学进化观，结果他所取得的突破性成果，较之胡适更有本质的意义，也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文学史的新观念，是通过它的体制，通过无所不在的眼光体现出来
　　，而不是写一篇“序言”之类的文字硬贴上去的。
只有那些不善于进行理论概括的人，才会单凭一篇《太史公自序》而不囊括整部《史记》，去谈论司马迁的史学观念。在文学史的体例上，每个学者都可以做出富有学术个性的选择和创造，形成一种多元并存、互竞其长的生气勃勃的局面。不过从前人那些可以传世的著作来看，其体制在精神实质上都是兼融中西的。西方自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文学研究从着重把握文学在广泛的社会领域中的运行规律，到着重阐释作品本体的结构和语言形式的变化。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史学大国，长期形成了编年体、记传体、记事本末体、地域史体、学案史体等丰富多采的史学体例。中西之间，从宏观和微观、史料和规律各个层面把握历史，各有其长，可以兼融互补。关键在于寻找到联结各种审视角度的心灵桥梁。桥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文学史不同于一般的文学批评，它不仅要剖析作品本文的内在特征，而且要描述这些内在特征的相互联系和变异，进而梳理清楚文学观念、流派、文体以及中外古今文学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影响这些基本线索，否则就会史不成史，只不过是一些文学零件的堆积。当郑振铎的《文学大纲》认为被正统文人推崇的汉赋，大多乃雕饰浮辞，敷陈故实，强搜异字，硬凑成篇，除了少数作家如东方朔等人的作品外，已见不到作者的情感，失去了原先屈原、宋玉辞赋中的抒情诗意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所寻找的宏观与微观间的桥梁是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致。
　作为文学史家最重要的素质之一是“史识”，文学史理论应具有严
　　峻性，从发扬学术个性方面讲，个人著述应具动人的神采。
文学史家和文学理论家的思维方式不尽相同，当文学理论家侧重以思辨的方式把哲学思潮、科学思潮转化为文学科学的思维模式的时候，文学史家会受这些思潮的影响，但他始终不能忘记自身的基本职责，是发现历史上审美灵魂极有亮度、极有魅力的光斑，并且把这种光斑的亮度、魅力概括成史学形态和理论形态。不能发现审美智慧之光斑的眼睛，是文学史家最为忌讳的色盲。应该说，我们现在的文学意识和所掌握的小说史料，均比鲁迅的时代前进了一大步，但我们至今还没有写出一部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相媲美的古代小说通史，其根本原因不是别的，而是缺乏鲁迅那种光芒四射的史识。因此，我们还只能沿用鲁迅关于“小说亦如诗，到唐而一变”，“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一类论断，以及讽刺小说、谴责小说一类界定。文学史的识见，是一种带历史感的艺术直觉能力，它通过没有遮蔽的心灵感应，一眼就认出了艺术品之所以为艺术品。
中国的文学史家，无论如何是不应放弃讲究功力这个传统的。对于卓具史识的人，功力乃是灵感的种子。应该强调，功力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惟有它才能给文学史家汲收新观念、建构宏伟的体系提供坚实的基础。学术功力在卓越的文学史家手中，是一种开拓性的本领。鲁迅开拓“自来无史”的小说史领域，是得力于他十余年间对古小说史料钩沉辑佚的功夫的，因此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和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一道，被郭沫若称为“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代的后学”。文学史的许多新发现，是与史家的功力有着密切的联系的。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最先在文学史中列入唐、五代变文，宋、元戏文与诸宫调，元、明讲史与散曲，明、清的短剧与民歌，以及宝卷、弹词、鼓词，都在文学史研究中别开生面。因此郑振铎说：“文学史工作不仅仅是在编述，却常常是在发见。”文学史著作极忌游言无根，许多真知灼见产生于史家对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的系统把握和深度消化，因而对文学发展的因果了如指掌、有得于心的时候。是否讲究功力，实际上是关系到文学史著作的品位高下的问题。研究真正的文学史理论，应该研究那些品位甚高的文学史是怎样写的，告诫人们不要重蹈另一类不应那样写的故辙，而绝不能不顾学术品位的高下把它们来一个皆大欢喜的“一锅烩”。这就是理论的严峻性。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上面列举的文学史著作都是个人著述。长期以来，流行一种集体著史的风气，它曾经以集体的智慧拓展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广度，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这种著书方法，需要有一个能够高瞻远瞩、驾驭全局的卓越的主编。从发扬学术个性，推动文学史研究向更深的层面取得实质性进展而言，个人的著述具有更为动人的神采。不过，这也是对著述者的理论建构、史学器识和学术功力等多方面才能的系统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