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邵燕祥的杂文创作 [复制链接]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评邵燕祥的杂文创作
　　何西来
他用杂文实现了自我
按邵燕祥在《忧乐百篇》前记中的追溯，他的第一篇杂文《由口舌说起》是１９４６年４月２０日在锦州的一家报纸的副刊发表的。从那时算起，他个人从事杂文写作的历史，该是整整４３个春秋了。但中间有几十年的间隔。这几十年，邵燕祥以诗人名；基本上不写杂文了。近期，大致从１９８４年前后开始，他终于耐不住感兴云集的冲击，又着手写杂文了。而且一发而不可收，写作很勤奋，愈写愈多。这几年，先后面世的杂文集有《蜜和刺》、《晨昏随笔》、《当代杂文选粹·邵燕祥之卷》、《绿灯小集》、《忧乐百篇》等。
燕祥的杂文，以其深邃和潇洒而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共鸣，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应。他不仅作为诗人，而且作为杂文家，在当代中国文坛上确定了自己的位置，建立了自己的形象。现代青年常讲“塑造自我，实现自我”。套用这种表达方式，我看可以说，邵燕祥不仅用诗，而且用杂文塑造了自我，实现了自我。他既以诗名，也以文名，是兼跨两种文体的使者。尽管他已是当代著名诗人，但就其总体来说，我以为杂文在诗之上。
　时代造就了一位杂文家
记得邵燕祥在抒情诗《贝尔格莱德别情》里有这样一个诗节：“人间有多少偶然，又不都是偶然／我不信命运，却相信有机缘”。作为个人，燕祥之走上杂文创作道路，肯定有许多“偶然”，但杂文作为一种文体的勃兴，却“又不都是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的。燕祥恰恰在杂文勃兴的浪头上，成了杂文家，可以说适逢其会，用他自己“相信”的话说，叫“机缘”。
首先是急剧推进的社会历史变革需要杂文。中国的杂文，究竟始于何代，我没有专门研究过，不好妄断。据冯雪峰讲，始于先秦诸子；一说始于魏晋。这两个时代都是剧烈的社会变动期。至于现代杂文，肇始于“五四”文学革命，倒是确定无疑的。到了３０年代，达极辉煌的顶点。鲁迅是最伟大的代表。正是鲁迅使杂文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文体。“五四”以后的中国，一直处于不断的变革和剧烈的动荡之中。大变革的时代，各种社会势力登台表演，而旧事物也顽固地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继续霉烂、腐败，毒化人们的精神，阻碍历史的前进，这便需要杂文用嘻笑怒骂的方式，揭露之，鞭挞之，扫荡之。杂文家也因而有了用武之地，纷纷登场。
社会正义的存在固然是杂文生长的沃土，但还要有相对开放的文化环境。进入８０年代，社会开放得多了，文人们有了较多的言论自由，可以议文，可以议政，可以议各种各样的问题了。这大约是杂文勃兴的外部环境。当然并不是一切顺利，万事大吉，但毕竟不同了。而且小的不顺当反而会更使杂文家灵感潮涌。于是，邵燕祥在这样的时刻，从诗国走向杂文的峰巅。
　真性情、真人格支撑的胆和识
如果说，又一个杂文的时代开始了，并且经历了它最初的繁荣，那么邵燕祥便是这个时代的主要代表。１９８４年，当他把自己的创作智慧从诗国转向杂文的天地时，一开始，起点便比较高。他的作品，在这一年很见光彩，成为当年杂文创作中的翘楚。
燕祥的杂文，体现着他的整个人格，体现着他的艺术个性。正是这人格，这个性，支撑着他的创作风格。杂文时见曲笔，但更需要锋芒。因此，最易见出作者的真情性、真人格：宽和、忌刻、高洁、卑污，都难逃出作者的眼睛。
史家讲史德，文人讲文德。这文德之善恶高下，均系于作者的人格。燕祥的作品，完全可以从中看出一个真正有良心、有血性的现代知识者对国运民疾的关切，这里透露着一种博大深沉的忧患意识。
燕祥的杂文，是他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他有执拗地追求真理的精神，有那么一股“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劲头。在他的生命史上，曾因此而碰得头破血流，付出过高昂的代价。但这并没有改变他“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他在自己的获奖诗集《在远方》的代跋诗中，依旧反复吟咏着“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党，／我是你永不悔改的儿子。”
在美学观念上，燕祥属于崇真尚实一派。衡人论文，总以真实为最高尺度。他的文字，是血写的真情性，有着切切实实的现实针对性，为国、为民、为人生。
燕祥杂文的价值，主要在于他由真情性、真人格的支撑的胆与识。首先是见识。而后情采才能有所附丽，不致凌虚蹈空。他对历史，对人生，一般都有独特的观察角度，思维角度，不随俗，不盲从。他的《元宵话起哄》、《有感于培根的杰出与卑鄙》、《批判“大批判”》、《“娘打儿子”论》等，都是对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或价值观念的解剖。他的理性的解剖刀，常在一般人认识止步的地方，人们司空见惯的地方切入，发人所未发，显示出自己的深度。燕祥的杂文的锋刃常常向着大恶大丑。用鲁迅的话说，叫做敢于抽刃向强者。这种勇毅和无畏，使他的杂文气韵盛而格局大，不琐碎，不局促，无媚态，有风骨。
燕祥有坚强犀利的理性，疾恶如仇，却不走极端，不把话讲绝。在他冷峻的解剖与抨击的后面往往深藏着宽厚的思绪。我知道，绝望和悲凉常袭击他的心，但他决不把这传递给读者，他不忍心。他的《说自杀》、《肖与不肖》等，既有深沉的愤激，却又坚定地把乐观的眼光投向未来，决不愿让读者心冷。
作为诗人，深邃、犀利的理性曾是他诗歌创作的重要特点之一，使他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思想启迪力和耐人寻味的意蕴，但有时也因其过露而成为某些作品之累。这种理性，一旦用于杂文，就成为他杂文的锋芒和精髓。而他在几十年诗歌创作中所积累和磨砺出的诗人的气质与功力，则使他的杂文充满着情感的涌动，流溢着诗情。他的语言，清朗晓畅，似行云流水，无斧凿痕，常见弦外之音，韵外之旨。他并不特别注意结构的营造，因而颇有天然之趣。但也有不少篇什，因率意挥洒而文意失之平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