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故事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童年故事
　　李晓林
童心是纯真的，诚实的，像雪花一样洁白，像池水一样清澈见底，它是一种美好的回忆，永远留在梦中。
人们珍爱自己的童年，珍爱的，原是一颗无瑕的童心。一个孩子到一个卖金鱼的小店里，兴致勃勃地挑出最名贵的金鱼和最精致的鱼缸，从口袋里掏出一把五颜六色的小石头，放到老板的手上，老板短暂地犹豫了一下，收下孩子的石子，说：你给的太多了，我应该再给你一条金鱼。孩子兴高采烈地走了。
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金鱼店老板的慷慨，保护了一颗无瑕的童心。
我也有一个故事，却不是买金鱼。我快十岁那年，上小学的时候，在班上学习成绩优秀，又是班主席和少先队大队委。有一天，老师告诉我们，文化大革命了，学校要成立红小兵组织，传达室发学生证，让每个同学回家填写家庭成份，第一天我没有去领学生证，有一个同学去领了，家庭出身一栏填写的是“资本家”，被班上另一个同学骂了“资本家的小崽子”，他偷偷地一个人哭了。骂人的是一个调皮、学习成绩也不好的孩子（可能是干部子弟）。
我回到家里，问爸爸妈妈，家里是什么成份（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接触这两个陌生的字眼）？爸爸说：是职工（后来知道，父亲１９４８年随军南下，是干部，但因为不是党员，所以称职工）。我说：老师问父亲的家庭出身。父亲极艰难地说出了“富农”两个字。这两个字像晴天霹雳，我第一次感到一种可怕和不安。
我一直等到最后一天才去领学生证。走进传达室，这天值班发学生证的是校长杨世英先生和党支部书记王老师。杨校长拿出一张学生证，问了姓名和年龄，填写着，又问到家庭出身，我的脸一下红到了耳根，似乎觉得自己在撒谎，回答道：“职工。”杨校长显然不满意这样的回答，说，“这个成份太糊涂，你父亲的家庭成份是什么？”
我低着头，几乎是从牙缝里说出了两个字：富农。我再也没有敢抬起头来，直到杨校长填好了学生证，盖好章，塞到我的手里，轻轻地说了声：“填好了，给你吧。”我接过学生证放进口袋，羞愧地跑出了传达室。
我带着怨恨、失望和害怕跑到学校魁星亭旁的小树丛里，颤抖地掏出新发的学生证，打开封面，却发现杨校长清秀的“职工”二字工整地躺在“家庭出身”一栏里。
我心里顿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和庆幸，记得当时我哭了，高兴地哭了……
后来我长大了，经历的也多了，我终于没有能逃出那“富农”二字的阴影。那年月，入团要成份，升高中要成份，下农村后，成份更成了命运的奠基石，当兵，招工，推荐上大学几乎无一不是把成份放在第一位，至于入共产党，就更不用说了。记得１９７７年考大学和１９８２年出国，家里和自己无不是把“政审”当作最提心吊胆的一关。
一晃２０多年过去了（当年我还不到十岁），杨校长也在十年动乱中因肝癌去世了，他是一位无党派民主人士，县里的人都还记得他是一个好人。
我很怀念他，特别怀念这小小的童年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