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潮初落之后 [复制链接]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突起的“民工浪潮”，暴露了我国劳力安排方面的尖锐矛盾；但它绝非昔日的“盲流”，而是带有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的明显特点，用新机制、新政策，因势利导，可以把他们转化为开发资源、创造财富的巨大力量
　　大潮初落之后
　　陈际阳　陈秋中　许宝健
1989年初春。几百万进城找活干的农民，犹如一阵波涛汹涌的春潮，骤然兴起而又迅速回落，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思索。
农民求富的涌动，城市的反应却相当迟钝
两组数字，触目惊心：从1 952年到1988年，我国耕地面积从15亿多亩下降到14亿多亩，而农村的劳动力却从1.1亿上升到近4亿！
有关部门抽样调查发现，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有40％是“隐蔽的失业者”！
但是，长期以来，绝大多数农民宁愿半饿肚子晒太阳，也不愿离开故土。在他们眼中“闯关东”、“走西口”是万不得已的逃生之路，充满了难言的辛酸与血泪，唯有故乡的土地才是生存的根。
是农村改革，使绝大多数农民解决了温饱，更使他们开阔了眼界。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勇敢地告别了土地，或办厂，或经商，或迈向陌生的城市。
“你们为什么要进城？”
民工的回答几乎一样：“城里钱好赚呗！”
中国第一次出现了主动的、以赚钱求富为目标的大规模农民流动，这是了不起的历史性进步！但是城市的反应却相当迟钝。以致在今年农民进城的高峰中，没有哪个部门能够较为准确地说清楚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基本情况。
说进城农民是“盲流”，实际城里人也“盲”得可以。不过，前几年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吸收农村劳力像海绵吸水，城里人“盲”点也无碍大局。而去年以来，形势大变：
——经济紧缩使不少企业难以提供新的就业岗位，有的还要裁减现有人手，“优化”下一批；
——大量建设项目下马，导致在城市的农村建筑工人大批走下脚手架，大约有几百万。
双向夹击，潜在的矛盾一下子涌向表面。进城农民好象浮在水面的油，怎么也融不进去了。
凭着历史的经验，城里人自然而然地想：过去困难时，连城里人都要下放、下乡；现在紧缩，进城农民还不该回乡吗？
城市毫不迟疑地关闭了“城门”。北京、广州等市相继发出清理、遣返农民工的通知。
人们不禁要问：用老办法解决新矛盾，能行吗？
农村并非没有潜力，而最大的潜力是政策
商品经济的力量把大批农民推出土地，如今，城市又毫不留情地要把他们推回农村。
怎么办呢？显而易见，他们不愿意重新踏进那狭小的14亿亩耕地，重新作“隐蔽失业者”。
作为转移剩余劳动力主渠道的乡镇企业，10年来，已吸纳了近9000万人，可谓功勋卓著。但是，它也无力把农村所有剩余劳力全部包揽下来。
难道就别无出路？有，——
全国尚有可垦荒地数亿亩，宜林荒山、荒坡11亿亩，草山、草坡6亿多亩；近亿亩淡水水面和上亿亩沿海滩涂，也有相当部分处于荒芜状态。专家估算，开发这些资源，每年可消化400万左右农村劳动力。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改造中低产田、水利工程、开展水土保持工作、修筑农村公路、建设和扩大饮用水工程，每年也可解决数百万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杨纪珂则认为，在今后10年内，我国可以逐步开发江西、湖南、广东、福建、浙江、海南和安徽七个省的1400万千瓦山区水电资源，通过兴修水库和水电站，再通过利用小水电发展工副业，可以消化大量剩余劳动力。
还有人把焦点对准我国农村众多的庭院。据估算，全国农村庭院总面积至少有两个浙江省的耕地面积那么大。发展高效益庭院经济，家家都可以干。去年，辽宁省就有110多万户农民从事庭院商品生产，户均收入600多元。
已初具商品经济意识的农民能安心回乡搞开发性生产吗？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但只要因势利导，靠“看不见的手”——经济利益引路，而不是靠强迫命令，农民就不会无动于衷。
当然，这需要资金扶持，需要技术服务，需要物资保障，而最需要的是鼓励多种形式开发的政策。
河北永清县对此深有体会。几年前，这个县计划开发永定河故道，一开始就制定了先“予”后“取”、藏富于民的政策，规定农民在开发初期可少交或不交提留，还免交农林特产税。农民实实在在地感到搞开发性生产有利可图，于是纷纷踊跃投资。几年间，这个县农民大方地拿出占总投资近一半的250万元，建立合伙或私营小林果场，开发出9万多亩荒地。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也主要是靠政策调动近20％的农村劳力大念“山海经”，开发了300多万亩荒山、荒滩、荒地”。现在，多数地区已不为剩余劳动力出路发愁。
最大的潜力，在政策。亿万农民翘首以待。
城乡都在呼唤新型的劳务市场
出路也并不仅限于农村。
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一位干部给我们算了一笔帐：全国城市待业人员到去年底已达300万，到今年底，可能要超过600万。他认为，城市已无法容纳进城农民。
但是，就在似乎已经“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北京市，我们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
——市纺织行业近年来一直招用几千名计划外农民工作第一线挡车工。若按市里最近的要求全部清退，正常生产难以维持。因为城里人不愿干这种活。
——市市政工程局的同志告诉我们，因市政建设的发展和职工队伍的自然减员，这个局第一线的工人每年至少要增加1000名，但在城里连一个人都难招到。城里人宁愿闲着，也不肯去钻下水道、修立交桥。如果不让用农民工，北京市得“瘫”了。
——市建工总公司则预言，要完成今年的工程计划，他们招用农民还得增加。……
貌似不同的观点正好勾划出我国城市就业状况的两个侧面：一方面，城市本身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过剩劳动力；另一方面，在某些苦、脏、累的行业，依然留有相当的就业“空白”。而这些“空白”正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用武之地。
除大城市外，数量众多的中小城市还有更多的“空白”。向国外输出劳务，也大有可为。
从这个意义上说，关闭城门，采取“堵”的方法只能应急于一时。长久“堵”，也不符合城市的发展需要。根本的办法是“导”，是开辟畅通的交流渠道，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务市场。
“城里不是已经有现成的劳务市场吗？”是的，单北京，合法的劳务市场就有17个。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市场几乎清一色地只向城里人开放。多数农民进城仍然无“市”可投。
有“劳”无“市”，于是自发劳务市场应运而生。尽管它们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取缔，但总是“春风吹又生”。而由于缺乏组织，这些自发市场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少数心术不正之徒还瞅准空子，浑水作奸。
现实呼唤着新型劳务市场的降生。在这里，农民能及时了解城市的就业需求，城里人也能较充分地了解农民各方面的底细；在这里，有关部门可以对进城农民的流向和规模进行科学的控制，还可以对进城农民进行一定的培训；通过它，农民可以到城里找到用武的新天地。有组织的市场是一个重要的疏导方式。
事实上，这种新事物已经露出了点点萌芽：河北、江苏、河南等已与一些大城市中的建筑、服务等行业建立起了较稳定的供需关系，有组织地向用人单位输送农村劳力；在北京等少数大城市，一些省或地区建立了常设的机构，专门管理进城的农工……
但是，分散、细微“渠道”的作用终究有限，萌芽无人扶持，也很难继续成长。建立能够覆盖全国的统一劳务市场，离开专门部门的精心操持，是根本不可能的。该谁来办这件事？！农民和城市人都在盼望着。
初落的“民工浪潮”表明，我国的劳动力流动，已经带有明显的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的特点：随着经济的消长，它会像潮汐一样有规律地起落。如果再不着手抓紧建立相应的新机制，下一次涨潮时，我们依然会惊慌失措。农民则会更猛烈地撞击城市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