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钟：十一亿人口！——我国计划生育工作面面观 [复制链接]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警钟：十一亿人口！
　　——我国计划生育工作面面观
本报记者　谢联辉
自从１９８７年７月１１日“世界５０亿人口日”之后，时间每向前推进一分钟，地球上的人口净增１５０人。
整个地球敲响了控制人口的警钟，特别是人口最多的我国，来自人口的压力已影响到国家的发展、民族的生存。
城市一座座住宅楼拔地而起，乡村一幢幢新房鳞次栉比，人们还在叫：住得太挤；
汽车、电车、火车，已经堵塞了许多交通线路，人们还是说坐车难。
…………
人，人，人！人口压力已成为当今中国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之一。
　值得注意的人口承载极限
地球最大人口容量是多少？中华大地对人口有多大的承载能力？
有的专家认为：全球人口不应该超过１０亿，现在人口已经使生态环境严重失去平衡，后果不堪设想。
多数学者认为：１１０亿左右是世界维持合理健康而不算奢侈生活的人口限度。按目前的人口增长速度，世界人口达到人类生存的这个临界线，至多五六十年。
我国的人口形势比世界其它地区更严峻。５０年代和１９６２—１９７５年两次生育高峰形成了倍增特大人口台阶，今后几十年总人口增长最高值将是多少？关键要看计划生育工作的状况。专家分析，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扎实，总和生育率保持在更替水平上，总人口最高峰可以控制在１５亿；假定按目前生育水平（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２．３—２．４）趋势发展，到下世纪中叶将达到１７—１８亿；要是工作有失误，总人口增长最高峰将超过２０亿，可能给整个民族带来灾难性恶果。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伴随总人口增长高峰出现的还有老年人口增长高峰、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高峰。据专家们用目的方法预测，现在我国老龄化开始加快，下世纪２０年代会高速老化。在２０００年，６０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增加到１．２９——１．３５亿。有人估计老年人口高峰将突破３亿的大关。关于劳动年龄人口，农村就业问题相当突出。据抽样调查，１９８７年到２０００年的１４年间，全国平均每年退出劳动年龄的农村人口不足７００万人，而进入劳动年龄的却超过１８００万人，累计到２０００年将净增１亿人以上，务农劳动力总数将超过３．５亿人，而种植业仅需１．６亿人，１．９亿剩余劳动力需向非农业转移。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课题小组的专家研究指出，人口三大高峰相继来临并叠加，将加剧已经日益紧张的人口、粮食、资源、环境、能源之间的矛盾。
民以食为天。粮食的多少受到耕地面积数量制约。虽然我国土地产出率增加较快，１９８５年比１９６１年单产提高２７４．８％，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但因人口需求总量大，只能维持在温饱水平。这个水平能否保持到本世纪末，还得看我国农业投入、控制人口增长和防止乱占耕地面积的情况，其形势十分严峻。
有些专家分析，三大人口高峰对生态、资源等的巨大压力，留给我们及后代的回旋余地相当狭小。我国经济供给、资源承载的最大人口临界点有人估计在１５亿，其时如果不能逐步实现死亡率与出生率相对持平，中华民族的前景不容乐观。
　制约人口控制的种种因素
这种严峻的局面是怎样形成的？
有些专家从计划生育工作经历的曲折过程分析，过去把人口问题卷入政治斗争是一大失误。建国初期，针对美国的艾奇逊所谓中国人口问题不管是谁统治也解决不了，我们提出“人多是好事”。如果把这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的需要，鼓舞人们士气，这可以理解；倘若在这个口号下，忽视节育工作，就会出问题。１９５７年反右时，批判了主张控制人口的马寅初等学者，把刚开始的计划生育工作好势头压了下去。“文革”造反时期，计划生育工作受到冲击，机构瘫痪。直到７０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再次强调要控制人口，才从政治漩涡摆脱出来。但这种失误已在全国形成两次世界罕见的生育高峰，２０多年中人口增加３亿。
在分析人口倍增特大台阶成因时，有的专家认为这是在特殊条件、特殊环境下极短时间内形成的，每个人包括决策者在内，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冲击，都有个认识过程。
新中国一成立，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改善长期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几年功夫，使１９４９年的死亡率２０‰，降到１９５７年的１０．８‰，自１９７３年起，一直维持在７．５‰以下，进入世界低死亡率行列；人口自然增长率由１９４９年的１６‰上升到１９５４年的２４‰，最高的１９６３年竟达３３．３３‰。全国人口增长由建国前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变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来势之快，史无前例。
专家认为，人口增长有它自身的运动规律。比如国家一再强调杜绝第三胎，但１９８８年抽样调查结果却表明，三胎和三胎以上的多孩率，控制在１０％以下的有９个省市；超过２０％的有１０个省、自治区，最高省区达４５．１５％；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由１９８４年的１０．８１‰，回升到１６．１６‰。为什么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一二十年，自然增长率还会回升？一些地区的多胎率为什么降不下来？而许多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政府并没有对生育进行干预，就实现了死亡率与出生率持平？
有些统计资料表明，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好象有一种有趣的关系。人均国民收入在７５０美元以下的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人口增长很快，而超过７５０美元的国家，经济增长人口可能降低。国内，人均国民收入１４００元左右，是一条界限。比如京津沪，人均国民收入在２０００元以上，平均出生率由第三次生育高峰期到来前１９８５年的１３．９‰，上升到进入高峰期１９８７年的１６．４８‰，平均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保持在２．１以下，耐受人口增长浪潮冲击能力较强；青海、云南、河南，人均国民收入在７００元以下，１９８５年平均出生率为１４．１７‰，节育工作稍一放松，１９８７年猛增到２５．１９‰，平均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达２．９９。
文化教育特别是女性的文化水平，与生育率有密切关系。我国对５０岁妇女的一次抽样调查比较说明这个问题：文盲妇女平均生育５．８６个孩子，小学文化程度的平均生育４．８０个，初中文化水平的生育３．７４个，高中文化水平的生育２．８５个，大学文化水平的生育２．０５个。有文化的妇女就业比例高，受教育多，容易掌握生育科学知识、避孕方法，容易摆脱宗族、传统观念的束缚，能较自觉地晚婚、节育。
　事关全民族的生存与发展
人口能不能控制，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生存条件能否得到保护，就决定于现在和今后几十年的努力。
这是我国育龄妇女人数上升趋势：１９８５年，我国１５—４９岁育龄妇女人数为２．７６７亿，１９９０年为３．１０４亿，１９９５年为３．２９５亿，２０００年达３．３９４亿。再看生育最旺盛的年龄段，１９８５年为９３８９．９万人，１９８８年超过１亿，１９９２年达高峰１．２４亿，直到本世纪末都在１亿人以上。
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在人口第三次生育高峰来到之前，就采取了坚决的措施。１９７８年３月，国家把计划生育作为每个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和义务，载入宪法；１９８２年９月，党中央把实行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政府根据城市、农村、民族等不同情况，完善了计划生育政策。
就在这种形势下，一大批育龄夫妇响应号召，为国家分忧，为民族解难。据１９８８年调查推算，全国共有２８００万对夫妇领有独生子女证，已婚育龄妇女的节育率达７１．２％，在当前全国２．０６亿已婚妇女中，有１．４７亿对夫妇采取了各种避孕措施。
全国有１０００万名热心计划生育工作的各界人士，参加计划生育协会基层组织。他们通过“会员联系户”、“会员之家”等活动，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开展帮助群众脱贫致富等服务。献身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基层干部队伍在增长。
一些地方政府针对当地计划生育工作的问题，采取了积极有效措施。四川省一些县把扶贫工作同计划生育结合起来，改变“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状况；浙江省温州市创办“女儿户基金会”，江西省安远县全面推行“二女户”结扎养老保险，以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
然而，也确实有不少人，在国家、民族度过人口增长危机的关键时刻，忘记了自己是共产党员、是国家干部，忘记了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大连市旅顺口区北海乡有位乡长助理怕自己的财产没有儿子继承，携妻出走超生第３胎；安徽省某县一位场长，走后门弄虚作假，把自己智力、身体发育健全的儿子说成“残废”，再生一个；河南省某市一位区领导，５３岁又生第６胎……
河南滑县对于评选先进、提拔干部明明制定“计划生育一票否决权”规定，可老店乡两位农民，一个生了７胎、一个生了９胎，却因一技之长致富当上了正副村长，有的还授予“农民企业家”、选为县政协委员。哪晓得这两位当上干部的农民，去年一个生第８胎、一个生第１０胎，影响极坏。
对超生者处以罚款本是实行节育政策的一种手段，可是有些地区把这当作目的，有钱者用钱买生育指标，无钱者外出“偷生”，还有的人把准生证当作货币，每张出价千元……
有些地方干部屈服于落后的传统势力。对于早婚早育者不敢过问，对于“不生儿子不罢休”的多生者，睁只眼闭只眼。全国不满２０周岁妇女结婚人数，占当年结婚总人数的比例，１９８７年为１９．９％，比１９８２年人口普查的１５．４竟上升了４．５个百分点；全国近几年每年出生多孩人数约３００万。
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再也经不起控制人口失误的折腾了。本报编辑部每天至少收到几十封群众来信，反映问题，提出建议。人们要求依法管理流动人口中“超生游击队”；建议尽快制定计划生育法规；提出为什么还要把那些连计划生育政策都不能实行的人留在干部队伍里、留在党内；要求严惩利用计划生育工作营私舞弊、牟取暴利的人；建议加强罚款办法的管理；要求采取有效办法解除“独女户”、“五保户”的后顾之忧；建议加强农村避孕知识教育，加强避孕措施的科研工作；要求改善避孕工具的发放工作；呼吁杜绝生育工作中的弄虚作假；要求清理超生不敢报户口的“黑孩子”；要求针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制定相应的具体政策……人们对各级政府、计划生育部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我们正处在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时期。在这关键时刻，人口问题把我们置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在全国敲响１１亿人口警钟之际，这里引用专家的一段话作本文的结束语：“告民以实情，晓众喻大义，由此唤起民众生存的危机感、民族的忧患感、改革的紧迫感和历史的责任感。中国现代化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的理解和实践之中。”（附图片）
湖南益阳市裴公亭公园自筹资金举办计划生育宣传活动，使游园者兴味盎然。蔡国胜摄
　　这是人群和车辆通过广西柳州市柳江大桥的情景。
李乐年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