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衰落论”与“复兴论”之争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专页（经济）)
专栏：经济论坛

　　美国“衰落论”与“复兴论”之争
　　裘元伦
春秋更迭，日月递嬗，自５０年代中期至今，美国“衰落论”已经几度起伏。前几次的由头分别是５０年代下半叶苏联发射人造卫星成功、６０年代末西欧与日本的重新崛起、７０年代上半叶的“石油危机”和下半叶美国在越南的失败与苏联在一起地方得手。最近，随着１９８７年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书问世，在美国国内，“衰落论”与“复兴论”之争又出现新的高潮，进入了第五个回合。
肯尼迪指出，美国的“经济或许还有军事都在衰落”，在未来几十年里，“美国领导者必须很好地‘处理’好任何事态，以便使美国的相对衰落进行得缓慢、平稳”。“兴”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主任塞缪尔·亨廷顿却认为，衰落论者的论点是失败的，“在衰落的程度和原因方面论据都是十分无力的。”复兴的形象“更加接近美国的真实情况”。
两派的争论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巨额的外贸逆差和预算赤字问题。
两论人士都承认，美国外贸逆差从１９８０年３２２亿美元增加到１９８７年的１７１０亿美元；联邦预算赤字在福特政府和卡特政府期间每年为５００—７５０亿美元，１９８６年猛增到２２１０亿美元。
分歧在于，“衰”论者把这些赤字主要看成是美国经济基本弱点（生产率、竞争力、储蓄率、投资率等的相对落后）的反映，而“兴”论者则认为这主要是推行里根经济学“降低税率，增加防务开支和促使美元坚挺”等项政策的结果，而并非由美国经济的内在缺陷所造成的。因此，可以用另一套政策迅速加以扭转，而且事实上已在加快好转：１９８８年外贸逆差着减至１５００亿美元；１９８７年和１９８８年预算赤字降到１５００亿和１１５０亿美元。
诚然，８０年代美国双赤字猛增确实与里根经济政策有关。但是应当强调指出，这套经济政策决不是随意采取的，因为当时美国政府别无他途。正因为这样，美国近年为削减双赤字所作的苦斗是如此的不易。这些都反映了美国经济的窘境。
关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减少问题。
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均比从１９４５年的４０—４５％下降到近些年的２０—２５％。对这一缩减，两派有不少共识之处：１９４５年的状况是暂时的，不正常的；大约从６０年代后期开始回复“正常”，各自渐次回到应占的位置；以后，美国虽已不占支配地位，但依然是头号大国。
分歧在于，“兴”论认为，结束战后初期的不平衡是美国政策的一个重要的目标，美国份额减少的是它的政策目标所取得的成功；而“衰”论则论为这主要是欧洲和日本等地更为迅速的发展的结果，不管始发点自然不自然，同战后初期比较，美国的地位是相对衰落了。此外，“兴”论强调，美国份额的下降，是在６０年代后期完成的，以后，“基本上停留在这个水平”上，“一直在比较小的幅度内波动”，８０年代甚至有所回升。“衰”论则认为，目前的状况，“不过是它（美国）从（１９４５年）那一非常高的地位降到一个较为‘正常’位置的早期阶段而已”，长期趋势对美国不利。
关于投资、消费和军费支出问题。
两派都承认，“储蓄和投资（相对不足）是（美国经济）长期的体制弱点”，“必须加以纠正”。
分歧在于对美国投资相对不足原因的分析。亨廷顿列举了三大国的数字：美国、日本和苏联的私人和公共消费分别约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７８％、６７％和５６％；军费分别为７％、１％和１８％；投资分别为１７％、３０％和２６％。他指出，“苏联在武装，美国在消费，日本在投资”；“即使把美国用于防务的资金的一半转移到投资方面，美国的投资比例仍然很低。因此，美国的经济停滞不前，并非由于美国陆空军士兵守卫在易北河畔、霍尔木兹海峡和三八线上；而是因为美国男女老少沉迷于舒适的富裕生活。“威胁美国实力的是消费主义，而不是军国主义”。而肯尼迪则认为，“今日美国几乎承担着同它在１／４世纪前同样多的义务，而当时它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工业生产、军费支出和武装部队总人类中所占的比重，都比现在要大得多”、“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全球战线过长的大国来讲，在军备上的低投资可能使其感到危机四伏，处处易受攻击；而在军备上的大量开支尽管可能带来短期的安全，但却可能损害其经济的商业竞争能力，从而将长期地削弱美国的安全”。这就是说，军费开支过多挤掉经济投资，是美国经济地位相对下降的重要原因。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衰”论和“兴”论各有一半道理。美国经济地位相对下降无疑同长期军费开支过多有关（日本的民有研究开发投资超过美国也许是一个恰当的佐证；日本人均军费支出大约只及英国的１／４，美国的１／１０）也与美国人消费过度有关（近年来消费超过本国生产３—４％），这是造成巨额双赤字的主要原因。
关于综合国力问题。
“兴”论强调，美国在人口规模和教育、自然资源、经济发展、社会凝聚力、政治稳定、军事实力、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外交联盟及技术上的成就等方面都名列前茅，“任何国家都不能向美国发起一场多方面的挑战。”日本“既没有辽阔的幅员、自然资源、军事实力、外交联盟，又没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因此，不可能取代美国。如果“欧洲共同体国家能够紧密地团结起来”的话，下世纪“十之八九会成为欧洲世纪”。
“衰”论也认为，各国的成功与失败除经济原因外，还有其他多种原因，譬如地理位置、军事组织、民族土气、联盟体系等。但他们强调，“经济增长速度不均衡，对于国家体系中许多成员国相对的军事力量和战略地位都产生了决定性的长期的影响”，“经济增长率的不平衡迟早将引起世界政治和军事平衡的变动”，“经济力量的转移预示着新大国的崛起”；“历史上债权国曾经在全球经济的每一个大发展时期领导着发展的潮流”。考虑到美国经济中一些不利的长期发展趋势和日本的一系列经济优势，考虑到３００年前德国商业理论家冯·霍尼希的名言：“一个国家当前富强与否不取决于它本身的力量和财富，而主要取决于邻国力量的大小与财富的多寡”，肯尼迪指出：“虽然还没有一个明显的‘继承国’能接过美国的全球担子”，美国同当年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相比问题要少得多，但它的地位还“将可能受到削弱”，日本“将可能得到加强”，而欧洲则“仍然是一个谜”。
“衰落论”与“复兴论”之争，对美国也许有某些积极意义。它将促使政府和人民更加全面、深刻和清醒地认识国家所面对的严峻形势，并从中得出若干重要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