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矛盾论”，学习具体分析事物的科学方法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学习“矛盾论”，学习具体分析事物的科学方法
艾思奇
一
继去年的“实践论”之后，毛泽东同志今年又重新发表了他的“矛盾论”。
这两篇著作，都是结合着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深刻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唯物论。
列宁说：“统一物之分解为二及对其各矛盾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本质”（“关于辩证法问题”）。又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一来，辩证法的核心就被抓住，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挥”（“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辉煌地实现了列宁的这个遗示。它具体而详明地指出我们应如何来正确认识事物的矛盾的各部分，它抓着了辩证法的这个核心问题给与了充分的解释和发挥。诚如毛泽东同志自己说的：“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
“矛盾论”是毛泽东同志长期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而达到的理论总结。它把十分复杂的中国革命经验中所表现的一切现实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内容作了哲学上的概括。学习“矛盾论”不能忘记联系毛泽东同志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其他著作，这些著作就是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具体分析作为基础的。在中国革命发展的每一个重要转变关节上，毛泽东同志都抓着了国内外各方面的阶级矛盾和现实矛盾的具体变化，给与深刻的分析，并由此作出理论上和策略上的正确结论。中国社会的各阶级的矛盾是那么复杂，长期的中国革命运动的变化过程是那么曲折，如果不是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科学分析，要想正确地认识中国革命发展的各种复杂的规律，并对革命运动给与正确的指导，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运动的斗争中积累了无比丰富的正确应用唯物辩证法的经验，他的哲学著作“矛盾论”就是他的宝贵经验的总结。
与革命的实践密切联系着的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指导中国革命运动中所经历过的思想斗争，也必然要作出哲学的结论。和“实践论”同样，“矛盾论”在指明什么是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思想方法的时候，同时就揭露了一切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思想的哲学根源，并由此指出克服错误思想的根本道路。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党内一切错误思想都根源于两种思想方法上的偏向：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不论“实践论”和
“矛盾论”都把批判的主要锋芒针对着教条主义，因为教条主义在革命工作中常常（特别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成为产生错误思想的主要因素。但同时毛泽东同志也不放松对于经验主义的批判。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里告诉我们：依据唯物论的原理，我们的认识必须从实践中丰富的感性认识出发，再把它提高到有综合性条理性的理性认识，然后又把这理性认识拿到实践中去加以检验和发展，才有可能获得符合于客观真理的正确认识。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不承认从感性认识出发的必要，也不承认理性认识有拿到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的必要。经验主义的错误在于虽然有着相当丰富的感性认识，但不善于或者拒绝使它提高到理性认识。两种错误的思想都是违背了唯物论的认识原理。要纠正这些错误，就是要使我们的思想方法正确地依循着“实践论”所阐述的唯物论的认识规律，就是要通过实践使我们的认识循环往复地不断由感性阶段提高到理性阶段。如何才能使我们的认识由感性阶段提高到理性阶段？实践论的回答是：“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如何来正确地发挥我们的思考作用？如何才善于进行对感觉材料的改造制作工夫？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
“矛盾论”里给与了详细回答的问题。“矛盾论”告诉我们，要善于使我们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其根本方法，就是要从丰富的感性的事实材料中，详细揭发客观事物的各方面的矛盾。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错误，不但是由于违背了唯物论的原理，同时也由于违背了辩证法的原理，不“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研究“矛盾论”，在“实践论”所指示的唯物论认识原理的基础上来应用辩证法的方法，那“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
二
为什么学会了用唯物辩证法来具体分析事物各方面的矛盾，就使我们有可能善于把感性的认识提高到理性的认识呢？因为只有唯物辩证法，才能帮助我们揭发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并由此获得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知识；而理性认识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的认识。列宁曾指出只有把发展看作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的运动观，“才提供理解一切存在物底‘自己运动’的钥匙，只有它才提供理解‘飞跃’、‘连续性底中断’、‘向对立的转化’、旧的东西底消灭与新的东西底发生的钥匙”（“关于辩证法问题”）。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里也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在“矛盾的普遍性”一章里，他又指出矛盾不但普遍地存在于一切事物中，而且普遍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因此，分析事物的矛盾，并根据这种分析来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就应该是科学研究的普遍方法，是应该贯彻在一切科学研究部门，应该贯彻在任何一个过程的自始至终的研究方法。毛泽东同志自己的全部著作，就是在各方面应用这个方法的范例。他不但在革命运动的各方面，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等的问题中正确地应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矛盾的方法，而且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全过程的研究中，在革命形势变化的各个阶段和一切关节上，自始至终，都紧紧地掌握着分析各方面的阶级矛盾和现实矛盾的变化这一个基本的科学方法。
既然承认分析事物各方面的矛盾是普遍的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那么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同时需要解决，那就是：如何来分析事物的矛盾？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所给与的回答，和教条主义的回答是不同的。教条主义一般地也承认矛盾，但它用公式主义的态度来看待事物的矛盾法则，即随便抓着几个抽象的矛盾原则来套在一切事物上头，而不问时间、地点等等的具体条件。他们把唯物辩证法简单化、庸俗化，用这种方法来研究革命问题和指导革命运动，就常常把革命当成儿戏，这在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者身上是表现得最为突出的。真正的唯物辩证法方法与此相反，它要求对于每一具体事物的具体矛盾加以具体的分析研究。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共产主义”）又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进一步，退两步”）毛泽东同志特别重视列宁上述的遗示，他的“矛盾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论述事物的矛盾法则中间，充分发展了列宁的这个遗示。他用最多的篇幅详尽地分析了“矛盾的特殊性”，并在这个问题上，特出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毛泽东同志指出矛盾的特殊性的研究是一切科学研究的根本条件，因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
毛泽东同志根据唯物论的认识论原理，指出必须联系着对矛盾的普遍性的认识，着重地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才符合于人类认识的自然规律，才不至于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毛泽东同志的关于人类认识的具体和普遍、特殊和一般的相互联结的思想，是辩证法唯物论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中不论理论方面或实践方面都有着重大贡献的发展。这个思想告诉我们：一切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都是具体实际的研究的成果，都是工人阶级的具体的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当我们应用这些普遍真理来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时候，我们又必须再一次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必须特别注意研究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的特殊问题，研究许多在普遍真理中尚未涉及过的或未完全涉及过的新的事物，这样才不至于像教条主义者那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变成枯槁的僵死的东西，才能够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运动。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经常为我们指出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原理。就事物的矛盾法则来说，也是同样，马克思主义者所承认的矛盾的普遍性以及作为科学研究的普遍的根本方法的矛盾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者从事物的各种特殊矛盾的研究中概括出来的关于矛盾的一些共同本质的认识。当我们把这矛盾的普遍法则作为方法，拿来研究一定的具体事物对象，例如说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时，我们又必须对于这具体事物对象的矛盾的特殊性，例如说对于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的特殊性着重加以研究，才不至于像教条主义者那样“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才能够对于所研究的事物对象，对于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获得正确的科学的认识。
强调要着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并不是要排除普遍性的研究。问题是“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因此，着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也就是为着要从其中概括出一定的普遍真理，以便用它来指导我们进一步研究新的矛盾的特殊性。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去研究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各种不同的物质运动形式有不同的特殊的矛盾，自然界的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和人类社会的运动形式中的矛盾是不相同的。同一物质运动形式的不同的发展过程也有不同的特殊矛盾。同是近代人类的革命运动，俄国革命的过程不同于中国革命的过程，因为沙俄原来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而中国则原来是一个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俄国革命中的阶级矛盾和中国革命中的阶级矛盾各有其不同的特殊性（当然也不能忽视两者中间也有其共同性、普遍性）。同一运动形式的发展过程，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矛盾特殊性，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已经过了四个阶段，在四个阶段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矛盾都曾经发生过许多变化（虽然也不能忽视其中的某些没有变的基本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要求我们具体研究这些阶级矛盾的特殊性及其变化，不能希望设想一个永久不变的原理来说明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只有教条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唯心论者才会这样胡作乱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不仅是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这也就是说，科学是要指导实践，要解决客观存在的现实矛盾。要解决矛盾，就不能不依据矛盾的特殊性质来规定与此相适合的解决方法，就不能不重视矛盾的特殊性。“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决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相同的”。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阶段，在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这个根本矛盾的基础上，各阶段之间的矛盾关系有着许多具体的变化，因此用以解决矛盾的指导策略上也有许多具体的差异。“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要认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其最主要的关键在那里？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分析：最主要的关键就在于研究那互相矛盾的各对立方面的具体特点。只有认清了各对立方面的具体特点，才能认清事物矛盾的总的特点。例如像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中那样一方面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许多特点，另一方面又认清了中国抗日人民自己的许多特点，总合起来才确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这一个特点。毛泽东同志说：“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互相联结上的特殊性，就是说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的各方面的特殊性”。“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矛盾的各个方面的这些特点，是常常在变化中的，即使是同一类的矛盾，其各个对立方面在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之下都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同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其中两阶级在矛盾内各自所处的地位以及两者相互的关系，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一个样子（在这里资产阶级居于革命的领导地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又是
一个样子（在这里工人阶级居于革命的领导地位），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是一个样子（这里资产阶级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表现着革命与妥协的两面性），在帝国主义国家又是一个样子（这里资产阶级
完全是反革命的、反动的）。这些对立的各方面的不同情况下的不同的特点，就构成同类矛盾的总体在
不同条件下的不同的特点。所以，分析事物的矛盾，决不是只就矛盾总体笼笼统统地作一个估计就能完成任务的。不能暴露事物矛盾的各方面的特点，就
不可能暴露矛盾的总的特点，就不能理解发展过程
的特殊本质。毛泽东同志在说明这个问题的时候，
更把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特点作了一个简单明了而又十分深刻的概括。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在研究问题的时候要避免“主
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反过来说，就是要对于
事物进行实事求是的、客观的、全面的、深刻的研究。要避免片面性的错误，就必须研究矛盾的各个
方面或各个部分的特点而不是只去研究它的一方面或一部分。要避免表面性的错误，就必须承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而不是“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此，能够避免片面性和表面性的错误，也就可以保证避免主观性的错误了。“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所以，必须在应用矛盾的普遍性作为方法去研究具体事物的时候又着重研究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必须深入到客观事物里面去精细地研究其矛盾的各方面的特点，以便进一步就其总体上和互相联结上来把握具体矛盾的具体特点，这样才能够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才能把我们对于事物的研究和认识提高到科学的水平。
三
为要使我们对于“矛盾论”中所包含的最主要、最精深的思想获得一个扼要的理解，最好是温习一下毛泽东同志自己在一九四二年“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论到如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段话：
“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那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那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侧面加以大略的调查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还不能解决问题。而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与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不能发现基于基本的两个矛盾侧面所发生与发展着的许多次要的矛盾侧面，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的解决问题。一篇文章或一次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我们知道，毛泽东同志就是正确地应用他所论到的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方法，来在中国革命的各方面斗争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这样他就创造了一系列的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使中国革命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三十年来的革命斗争中，尤其是整风运动以来的十多年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的很多干部，追随着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学到了他所指示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这些方法，在广大的国土上有力地担当了各个方面的工作，使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获得今天的胜利。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方法的指导，要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得到这样伟大的革命胜利，是不可想像的。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是在抗日战争开始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历史上划时期的整风运动前夜写成的，它为我们党的一切伟大胜利事业奠定了理论的基础，正如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给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理论基础一样。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与我们实践方面的伟大胜利相适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的一个伟大的胜利，是科学的思想方法辩证法唯物论的伟大胜利。
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的胜利，现在还只是开始，前面还有无数艰巨的工作等着我们去做。与我国的国土的广大和革命任务的繁重要求比较起来，我们现有的具备着足够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的干部还是太少了。广大的革命工作干部必须进一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同志用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唯物辩证法，才有可能更好地担负起我们应做的工作。
特别是在一般的理论研究工作方面，更显得落后于现实的需要。虽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代表着我们党的最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成就，并解决了中国革命运动的主要问题。但我们一般的理论研究工作者很少能够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实事求是地从许多客观存在的问题中去研究它的具体矛盾，很少能够通过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来精密地分析和解决各种矛盾，因此直到现在，我们学术界的一般的理论工作还仍然停顿在一种十分空疏的状态上面。十年前，毛泽东同志就在
“改造我们的学习”里对于这种空疏的状态发出警告，并向全党提出“依据历史唯物论的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与必要的结论”的任务，提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废除无组织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研究”的任务。十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完成了这些任务没有呢？没有人敢作完全肯定的答复！这就足以说明问题是如何严重。这种情况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
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重新发表，对于全党、对于全国革命工作和理论研究工作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和辩证唯物论的学习，是一个伟大的推动力。我们应该借此学习的机会，进一步努力来提高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进一步锻炼我们应用唯物辩证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我们在今后的革命的实际工作中和理论工作中获得更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