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南联合大学到昆明师范学院——在艰苦物质条件下办好学校的一个例证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从西南联合大学到昆明师范学院
——在艰苦物质条件下办好学校的一个例证
吴玉才、柏生
（一）
曾经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学习过的人，谁也不会忘记在昆明时期的那几年生活。
西南联大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成立的。北大、清华、南开由北京、天津南迁前各有千余同学；迁到长沙时，有一部分同学英勇地参加了抗日战争。在长沙的师生就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最后从长沙搬到云南昆明（一九三八年四月），开始称为西南联合大学。当时理工学院在昆明，文法学院在蒙自。一九三八年夏，文法学院也由蒙自搬到昆明。
西南联大师生的八年教学生活是艰苦的，流动性也很大。光是同学的教室、寝室，就搬了好几次。其中的“新校舍”是在一九三九年落成的，它是西南联大的中心，是西南联大文、理、法三院所在地。这座校舍座落在昆明大西门外的一条黄土马路旁。初建时，连电灯也没有，宿舍里八人共用一盏油灯，（图书馆是用汽灯）。直到一九四○年三月，新校舍才装上了电灯。新校舍一半是同学们的宿舍，一半是教室、办公室，还有一座图书馆。所有的建筑都是极简陋的。宿舍全部是茅草房：草顶、土墙、通风的木格子窗。教室和办公室虽然有一部分是在草顶上加上了一层活的铅板，但若遇到刮风下雨，铅板被风吹雨打的声音，时常压过了教师讲课的声音。而茅草房的宿舍，在风季、雨季常发生屋漏墙倒的事。每年学校对这茅草房都要修补一次，如修补前遇到倾盆的大雨，半夜里同学的床铺就要遭到水患，因此，张着伞睡觉的事，已经不稀奇了。在风季，教室、寝室、图书馆的桌子上、床上，到处是一层黄土。谈到同学们上课的情形，更是困难，在新校舍“北区一号”上完第一课便得赶到离开很远的“昆北食堂”或大西门外“师院”上另一课。要是遇到下雨天，那就更糟了，因为新校舍是在坟场中开辟的，泥土很松，一下雨，到处都是烂泥。从寝室到教室、饭厅、图书馆，是一段泥泞的路，要是穿布鞋，一脚踏下去，鞋子陷在泥里拔不出来了。
一九四一年以后的几年里，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几乎每天都要到昆明来轰炸。一九四一年八、九月间，学校的图书馆、饭厅、教室、寝室都被炸坏了。以后一到雨季，就到处漏水，在图书馆里看书必须张着雨伞才行。为了预防敌机的空袭，显微镜等贵重仪器设备都搬到乡间去了，实验时同学们必须跑上十五六里路。至于实验室的设备，以及图书馆的书籍，更是缺乏，所有的只是当年由北京带去的一些图书仪器。有一个时期，学校的经费困难极了，连上课时挂地图用的按钉也买不起。
谁都知道在抗战期中昆明是全国物价最高的城市之一，西南联大同学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困难。能吃到红米、素菜就算不错了。
同学们的衣服也发生了问题，往往是补了再补，破了又补；鞋底磨穿了，还得继续穿着。
由于生活的困难，联大同学不得不在外面过着“兼差”的生活。最普遍的当然是兼任中学教员和家庭教师。
西南联大教师们的生活也并不能例外，他们把自己的衣服，甚至书籍都出卖了，但生活还是难以维持。家属们就自己动手做肥皂、做点心、刺绣等来出卖。闻一多教授因家庭负担重，不得不在深夜代人刻图章；吴晗教授经常提着筐子，到菜市买完菜再去上课；朱自清教授曾经在冬天披着赶马车人穿的毡斗篷上课……这些都是大家所不能忘记的。当时，教授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都把生活水平降低到最低限度。
但是，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绝大部分的同学和教师，并没有停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昆明地下组织的领导下，民主运动蓬勃地在联大开展起来。同学们和教师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日益增长着，因此，大家的生活虽然那样苦，又不安定，但学习热情还是非常高的。
西南联大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通过三校共同组成的校务委员会办理着校务，而这三个学校各具有着不同的历史和作风，但能相处合作八年。这对于今天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二）
西南联大迁回北京、天津时，在昆明留下了一个师范学院，在原来的校址继续办下去。这就是现在的昆明师范学院。
昆明师范学院的同学们在云南解放前曾参加了反内战、反迫害的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并且有不少人参加了游击队，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云南解放时，学生们都说：“经过多少年的斗争，现在见到太阳了！”于是，在校舍和其他设备都残缺不全的基础上，昆明师范学院的学生和教员们就在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帮助下克服了许多困难，把学校办了下来，而且有了发展。现在谈起来，大家都是充满了信心的。
“新校舍”建筑时，原来只准备用三、四年，但到现在却已经快十四年了。从前，一到雨季，那些茅草顶和铅皮顶的教室和宿舍里就漏雨；屋顶上和寝室里的床底下长满了青草。有一回，雨水漫进屋里竟有一、二尺深，全校员工就努力挖了水沟，抢救了房屋。人民政府及时地拨下了抢修费，把旧有的茅草房修理了一下。女生宿舍拆掉了，用原有的材料把二层楼改建成了平房。去年暑假，修理了原来的图书馆、饭厅和一个大教室，估计还可以用三年。另外，又经过西南军政委员会批准，新盖了两座二层的新房子，作为各系的办公室、实验室和一部分教室。
师范学院实验室里的仪器是非常缺乏的。教授和学生们便都动脑筋想出了解决困难的办法。譬如说：有些物理实验用的小机件就是由他们自己配做的；烧瓶、烧杯或量筒坏了，大家就用酒精灯烧一下或截去一段，还是拿来继续用；博物系没有显微镜，就在每个星期六的下午跑十几里路到马街子天南中学去借用；有的系还和云南大学取得联系，借用他们的设备；没有标本，教授就自己到黑龙潭植物研究所去借。这样，现在一般已能按照进度做完实验了。
学生们还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善了生活。云南刚解放时，大家还吃一部分杂粮，一顿四百多个人吃的菜只用七公两的油。后来他们开辟了荒地，去年暑假就收获了南瓜、青菜和洋芋各约七千斤；另外还养了猪。这样一来，伙食就大大改善了。
学生们在学习中不断地进步着。去年年初，正当农村中减租退押运动热烈开展时，部分地主家庭出身的学生思想上曾经有些波动，后来通过政治课对他们进行了教育，安定了他们的情绪。去年三月间，学生们又学习了“惩治反革命条例”，召开了检举隐藏在校内的特务分子的大会，使学生们进一步认识了阶级斗争的意义，提高了警惕，学校成立了保卫委员会，进行经常的保卫工作。有一个时期，某些学生认为“师范学院的学习环境太坏了，最好是到北京去念书”；还有一些学生则向学校提出过高的要求，但经过学习，这种错误思想也纠正了。
爱国公约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例如以前不少学生是不重视政治课的，从订了爱国公约以后，听课的人数经常在百分之九十以上。他们正逐步地在学习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教员在上课前后了解了学生的思想情况，收集了学生的意见，讲课时就能比较实际地解决学生们的问题。节约方面，在爱国公约的推动下，全校的用电量在五个月内减少了百分之六十五。
一九五一年新招收的学生中，有三十多个是云南各专区保送来的工农干部，同学们说：“他们是我们的生力军。”这批生力军给学校带来了新的革命的作风，不但对学生，而且对教师们也起了推动作用。
昆明师范学院的大部分师生都清楚地认识到在农村土地改革完成后，国家需要大批优秀的人民教师，他们的责任是重大的，前途是光明的。（附图片）
昆明师范学院学生们在草坪上进行小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