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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一道开“药方”——廊坊市干部、农民农业发展问题座谈会实录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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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89-04-22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怎样突破徘徊?——农业发展问题

  咱们一道开“药方”
——廊坊市干部、农民农业发展问题座谈会实录
春耕时节,河北廊坊市的农业发展问题座谈会开得挺“热”。常年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和市、县、乡村干部坐在一起,说长道短,商量发展农业的事。
形势紧迫:农业确实出现了徘徊
赵惠臣(廊坊市委书记):与全国一样,我市农业经过一段长足发展后,近几年也陷入了徘徊境地。怎么办?咱们也一起开开“药方”。
廊坊市每年的农业总产值,在1980年到1984年间从5.1亿元上升到10.2亿元,翻了一番,而在近4年却又下降了2%;粮食亩产1980年到1984年增加了71公斤,而在以后的4年中却下降了4.5公斤;农业商品率,在1980年到1984年间从40%上升到53%,而1985年后却基本没有增长。
第一张“药方”:向市场要效益
孔繁喜(全国七届人大代表、霸县新家堡村党总支书记):我去天津调查发现,天津近郊区农副产品生产远远满足不了市民的消费需求。猪牛羊肉、水产品和水果供需缺口占15%到50%。我们与京津是近邻,这是我们的优势,也是发展的机会。
(廊坊市地处北京和天津之间,地理位置优越。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城郊型农业条件得天独厚。以三河县为例,1987年下半年,这个县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前提下,鼓励农民“三种”:种菜、种果、种棉;“五养”:养猪、养牛、养羊、养禽、养鱼,产品向两大市输送。结果,全县1988年农业产值增长了26.4%,再度达到了大包干初期的增长速度。)
薛伯昌(固安县委书记):发展城郊型农业,主要抓服务,特别是产后服务。过去,农民种了点菜,还得自己开着小拖拉机“突突突”地上北京。现在省了心。我们与北京西城区联营,搞了一个批发市场,去年1300万公斤大白菜,农民就地出售,方便了农民,乐了市民。
李贵山(三河县供销社主任):我们供销社在抓全县养鸡业的过程中碰上饲料涨价的问题。我们的办法是确定一个保护价。饲料涨,肉鸡收购价也随着往上调,保证农民从每只鸡上得到两块钱左右的收入,而我们供销社只拿两只鸡爪子钱。减我们的利,保农民的利。不这样不行,农民不养鸡,我们新上的屠宰线宰谁去?(哄堂大笑)
第二张“药方”:提高土地产出率
于景会(大厂县委办公室干部):土地规模经营是解决农业徘徊的一种手段,但不能强行推进。农民自愿让出承包田只有非农业收入可靠才能办到。
张文胜(大厂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搞规模经营要有个前提,劳动力要有转移的地方。现在对劳力转移估计过高,一年出去三五十天,卖两天萝卜、糖葫芦也算转移?
(大厂县两位同志的发言并非无的放矢。他们县的河西营村去年搞“规模经营”,除分给每个农民5分次地、远地当口粮田外,其余全部集中办农场。由于客观条件不具备,多数农民坚决反对。结果400多亩口粮田一亩冬小麦也没种,农民还自己租汽车进京请愿。几个月后,不得不重新“分田”。)
张国斌(文安县委书记):搞规模经营,一定不要动摇家庭经营这个基础,一定要尊重群众意愿,还要因地制宜,形式多样,不搞一刀切。不然,只会加剧动荡和徘徊。
第三张“药方”:以“高”补“低”
朱连勇(三河县城关镇小曹庄农民):如今,卖冰棍都比种地强,可地又不能不种。我包了53亩地,光施化肥施不起,我琢磨着,多养点猪吧。我养了53头猪,猪粪全部往地里使,1亩地4车,地像麸子一样软。去年产了5.7万斤粮食,加上养猪,收入1.6万元,比有一个链轨车(拖拉机)跑运输的还强,而且种出来的东西有人要,收入稳当。
杨永权(香河县香城屯乡乡长):这几年,我们乡用养殖业得到的300多万元收入打井、通电、购置农机,修防渗管道,农业也上去了。
李俊林(香河县李庄村党支部书记):农业上台阶,工业要保驾。我们村土地瘠薄,小麦产量低,农民手头没钱。这几年,我们办了6个厂,把工业上的40多万利润投到农业上。现在,全村千亩粮田浇地管道化,块块有机井,井井都配套,粮食产量由过去的几十斤增加到近千斤。
(乡镇企业的收益高于农业;在农业内部,养殖业、林果业的收益又高于种植业;种植业内部,经济作物的收益又常高于粮食作物。如果农民都只往收益高的地方使劲,那粮食就没人种了。怎么办?以高补低,即用收益高的补收益低的,这张“药方”倒是现实可行的。)
第四张“药方”:向科技要潜力
王宽(霸县小辛庄村农民):我搞农业成了“万元户”,靠什么,就靠科学!现在种地的90%不会耪地。耪地得讲究气温、湿度,不是随便耪一遍就了事的。大家都说投入,不讲科学的投入是瞎投入,投入越多,越浪费。
董克义(大城县副县长):农业有“八字宪法”,现在抓哪一项都有潜力。我们县土地低洼盐碱,水源不足。1983年以来,采取科技集团承包的办法,推行了一整套的“瘠薄地粮食快速高产技术”,全县粮食单产增加了36公斤。
薛伯昌:我们在推广科技成果时,也采取集团承包的办法,把技术部门和物资部门、技术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力量联合起来,效果不错。
(科技成果的潜力很大,而推广科技成果不能只靠科技部门一家。大城和固安两县的“集团承包”办法值得借鉴。)
第五张“药方”:唤醒沉睡的资源
李尚质(永清县农经部长):要打破农业徘徊局面,就我们永清的情况看,可以把开发性生产作为突破口。
(永定河故道贯穿永清县全境。过去,故道区有20万亩荒地没有得到利用。1982年,永清县开始了建国以后最大规模的故道开发活动。几年之间,开发了9万多亩荒地。)
王国强(廊坊市委秘书长):我在永清当过县委书记。建国初期,这个县人均耕地有3亩,现在才1.8亩。开发是个办法。
周士毅(廊坊市副市长):开发性生产包括对中低产田的改造。我们全市有580万亩耕田,中低产田就占了460万亩。如果把这些田变成高产田,粮食总产至少可增加5亿公斤。
摆脱“徘徊”必须有一个好环境
别看与会者这样踊跃开“药方”,在有些问题面前,他们依然束手无策。
董克义:我抓了八九年农业。要说领导不重视,也不是。发展农业,除了要钱不给,什么都给。(众人笑)过去说“全党大办农业”,现在是“全党大讲农业”。
薛伯昌:这几年棉花生产下降是由政策造成的。1984年,上头传来信息:棉花多得不得了,6年不用进口,要我们把农民领出棉花田。农民只好改种蔬菜。现在菜上去了,上面又下死任务,叫增种棉花。群众说:“盖连嘴呀,反正都是理(里)。”“种棉又不上算,我们只好户户均摊。对不起,前几年大伙发棉花财,现在分着为国家担点困难吧。”
朱连勇:今年电老是“呱哒呱哒”地停,小麦返青水浇不上,我最担心的是这个。
董克义:现在,城市两亿人,出点什么事都不行,菜贵了不行,工资低了不行,怎么庄稼被虫子吃了没药治就没人管?
周士毅:大环境问题,我们地方无能为力。怎么办呢?还是边解决问题,边发展吧。解决得好一点,发展得快一点;不解决,也得想法子往前走。大环境没办法,就想办法抓“小气候”。 
    吴长生 陈际阳 许宝健 陈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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