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知识分子的角色转换——访学者钱理群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心探访

　　当代知识分子的角色转换
——访学者钱理群
顾建平　徐怀谦
商品经济的浪潮正冲击着当代中国社会。在此变革中，当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发生了怎样的分化和转换？笔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鲁迅研究专著《心灵的探寻》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钱理群。
问：《心灵的探寻》扉页题辞中有一句话：“向青年学生讲述我的鲁迅观，这是我做了几十年的梦。现在使命已经完成，我应当自动隐去。”古代知识分子往往身退而立言，您却是言立而身退了。今后您的研究对象、范围将是什么？
答：对周氏二兄弟的研究，总体而言，属于思想启蒙范围，接下去我要从事一点基本的学术建设。
问：从思想启蒙变为基本学术建设，是不是因社会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而影响学术的结果？
答：我们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历史让我们扮演了戏剧性的角色。现在戏剧性的场面已经结束，学术和文艺由时代的中心转到时代的边缘。知识分子的角色面临转换。由所谓“社会启蒙者”群体开始分化。但许多人对此缺乏理解，心态不能平衡。
问：您所说的知识分子角色转换和群体分化是怎样一种状态？
答：基本上与“五四”高潮之后知识分子的分化相类似。大致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认为知识分子要取得政治的独立地位，单靠嘴和笔还不够，应该参政经商；第二类则希望在学术领域从事扎实的基本文化建设；第三类则仍属于启蒙者范围。三类人处于各自的矛盾圈中。参政经商者，既不合清高的时誉，言行又常常违背作为自由思想者的初衷，内心有一种隐隐的失落感。潜心学术者，生活清贫，长年无闻，甚至学术成果无人响应、心血虚化，还有脱离时代的危险。我们应该向这两类知识分子致敬，他们都是怀着巨大的献身精神在各自的领域内脚踏实地尽力而为的行动者。我们应该向第三类人即继续担当社会启蒙者的角色的知识分子表示更大的尊敬。他们肩负起知识分子全体曾承担的重任，却不像以前那样受舆论的关注，而且面临着理智与情感、精神与物质的重重矛盾。走上这样的位置需要勇气和天才，不是每个自负于天下者都能够胜任的。
问：第三类知识分子的矛盾在现实中有哪些体现呢？
答：最大的困惑是启蒙的社会结果与启蒙者的意愿相违背。作为思想启蒙基本上是理性的、逻辑的、有理有据的，对后果也有足够的考虑，希望朝良性的方向发展。但社会运动是非理性的，一旦兴起就难以控制。所以当它越来越激进的时候，许多倡言民主、呼吁改革的理论家往往哑口无言。
问：现在有人著文反“精英意识”，提倡“平民意识”，您怎么看？
答：前进中的社会不能没有自己的精英分子，政界、学界都一样。既然社会需要精英阶层，就不能够否定精英意识，只要不把精英意识歪曲为精神贵族意识就行了。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坚，他们在社会浮躁混乱、不知所措的时候，能够或者应该保持沉稳的力量、高度的理性和韧性。
问：知识分子在知与行上有着深刻的矛盾，从思想到行动并不是简单的过渡。
答：作为实践着的个体，知识分子的物质化力量极其微量。只要不是空喊，有价值的呐喊也是一种行动。但在日常生活中，知识分子的知行矛盾确实存在，而且相当尖锐。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个思想者，作为思想者他必然具有超前意识。思想可以超越模式，不受任何限制，但日常行为却必然受制于社会规范。知识者必然是传统文化的承担者，是所谓“社会精英”，同时又是传统文化的最大受害者。人的本性有向前、向后两面，知识分子把向前的进步面和向后的保守面，都发展到极致，而且他们成天在思考这些问题，所以他们的知行矛盾几乎不可调和，痛苦特别深厚。例如在“性解放”理论上，周作人的观点在今天也会令开放青年自叹弗如，但他对鲁迅、周建人的婚姻的态度却陈旧得近乎迂腐了。
问：这是否是一种人格分裂？因为在他们的心底住着两个灵魂：先知和跛行者。我想，我们一方面要克服知行上的人格分裂，又不要在意识领域把自己改造成直线型的思维机器，一种“单向度的人”。
答：“五四”时期的两位文化领袖或许能给我们启示。鲁迅是真正的个性主义者，天生地反叛现存秩序，批判一切。胡适则是有限度的个性主义者，强调法律秩序，又保持相对独立。鲁迅说：“不是……”，属于否定型，他连自己也反叛；胡适说：“是……”，是肯定型、和平进化型的。唯其有否定有批判，社会才能不断进步；唯其有肯定有继承，社会才能够稳定地存在。在否定与肯定、前进与保守、批判与认同之间应该保持适当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