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重新作人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我要重新作人
吴枫 自述
傅冬 记
我叫吴枫。虽然我才二十岁，却已经犯了严重的贪污罪。我是一个贪污了一亿二千万元的贪污犯。感谢上级和同志们，把我从罪恶的深渊里拯救出来；当上级宣布我因自动坦白，而且还检举了别人，决定免予刑事处分时，万感交集，我哭了。我要继续立功赎罪，重新作人。
现在，我每次想起自己是怎样走上贪污道路的时候，浑身就要出汗。一九五零年上级派我到北京西直门建仓工地做验收材料工作。承包工程的永泰营造厂副经理刘艺，见面没几天就在背地里问我：谁是团员？谁是党员？家庭状况怎样？总之整天在“捉摸”我们的心理和爱好。一口一个“大工程师”、“总工程师”。他知道我爱跳舞，就叫他的老婆穿着新衣服来陪我们跳。他真会找缝下蛆。有一天在验收材料时，他拿坏木料顶好木料，我不同意，不给打印，他就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小弟弟，这料子也能使。”说着就往我手里塞了一卷票子。他笑着说：“这是点小意思，以后还请小弟弟多多帮忙！”我心里一下子冷，一下子热，七上八下像一锅滚开了的粥。明知这样作是违法的，可是又不愿把钱退回去。我心里正在打转，私商就趁机把着我的手，在木料上盖了“合格”的印记，并且说：“算了，算了，小弟弟以后再说。”快完工的时候，营造厂的一个监工员给我送来两百万元，还说：“这是我们经理借的你的钱。他叫我还你。”其实是向我行贿。这是我一连串贪污行为的开端。六月我被调到进出口大楼工区工作。包商陈成德抓住了我以及和我同案的贪污分子的享乐思想，你想要什么他就给送来什么。他的工地主任从上海带来的一个照像机，他知道我喜欢这玩意儿，就对我说：“借给你用。”过了一些时候，又对我说：“如果你喜欢，就算是你的。”我被他俘掳了。以后，凡施工中不该停工的事，我就报该停工，来减少他们的误工罚款。该用私商的石灰，我却让他们用公家的洋灰。石子洗不干净，我也不管。以后发展到工程室的主任、华北工程处处长和我共十四人串成一条线，盗卖了国家价值六、七亿元的钢筋和洋灰。那次我分得四千万元。前前后后奸商往我的口袋里塞了一亿二千六百零五万元。
“三反”运动开始后，我心里发慌，偷偷遛去找工地主任（贪污集团的头子）问他怎么办，他满不在乎地说：“你放心好了，今晚我们找包商来谈谈，让他们给组织上写封信，表明没向工地干部行过贿，那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就这样我们和包商订了自以为牢不可破的“攻守同盟”。我在大小会上就一口咬定“我没问题”。同志们耐心地动员我坦白时，我甚至说：“如果查出来我贪污，我情愿被枪毙。”并且提出要向组织上控告动员我坦白的人。我的嘴这样硬，心里却直发抖，我一天到晚心里在念叨：“运动就快过去了，不谈也许不要紧。这么大的问题谈出来怎么得了呀！起码也得判个无期徒刑。”于是我就咬紧牙关不坦白。
我看到坚决不坦白的贪污犯被逮捕法办了。我迫不得已在小组会交代了一小点我个人的小问题。贪污集团的头子暗地里叫我少说话。后来我的同谋者有的被捕了，有的被管制了。我想起夏茂如、杭效祖的路，我鼓起勇气，想坦白。但贪污集团的头子对我说的话，又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如果你谈了，我就把我的问题扣在你身上。”于是我又想：“不，还是不能谈。如果把问题都扣在我一个人头上，那就准死无疑了。”我正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我们的贪污集团总头子（他那时是贸易部工程处节约检查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又“指示”我：“只许说你自己的，不许说大家的。”我回到小组又坦白了一些我个人的问题。群众还是通不过，意见像浪潮一样一个接一个地打来。说呢，不说呢？内心的矛盾使我抬不起头来。
就在这时候，我突然得了盲肠炎。我心里想：像我这样一个犯有严重贪污罪行而又不想坦白的罪犯，他的死活，是不值得谁来关心的。可是，上级把我送到医院里。我躺在病床上想了很多：想起妹妹去年参军时家里获得的光荣匾，想起新起的一个个工厂，想起“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想起治淮民工……我又想到我负责修建的那些房子如果塌了压死人怎么办？我不是和陷害志愿军的奸商一样的可恨吗？我恨我自己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我又想起，自从运动开始以来，六、七位领导同志和我作了二十多次诚恳严肃的谈话，他们反复地向我说明政策，指出前途；又想起他们为鼓励我而画的“小吴枫走在光明大道上”的漫画，他们为的是什么呀！还不是为的叫我重新作人！
慢慢地，我想通了。就在坦白期限前，我把我所有的丑脏东西，都摆在群众面前，我退了赃款。我检举了其余的十几个贪污犯。这是我重新作人的开始。
我从小过着饭来张嘴，衣来伸手的生活，我关心的是：如何把衣服穿得漂亮些，吃得讲究些。参加革命工作后，拿起报纸也只是看看电影和戏剧广告，把学习看成痛苦的事！所以很快地被奸商拖下水。今后我一定要努力改造自己，重新作人，继续立功赎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