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无声的转折 [复制链接]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保定：无声的转折
本报记者 凌志军
保定是一个平静的城市。
充塞在其它城市中喧嚣不已的那些东西——工程运输车与擎天吊车、水泥预制件与钢筋铁架、建设工地与瓦砾碎砖……在这里难能看到。
最近５年里，保定市国营企业没有增加一个新工厂，这在当今中国这个世所公认的“大工地”中，是个罕有的例外。
然而还有更加罕有的事：保定市国营工业，增长速度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效益的增长大大高于速度。５年间工业产值翻一番，利税增长３倍多，经济效益水平从河北省９城市之尾跃居第一。
最通行的误解之一，就是相信只有加大物的投入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但是，记者眼前这座拥有５０万人口和３２个工业行业的中等城市，正默默地走着另一条路。
（一）
机器如果有知，它肯定会哭，会笑，会讲出许多令人回味的故事来。
保定电影机械厂里，２００多台设备日夜转个不停，每年带来近千万元的销售额。也是这些机器，在１９８６年以前的８年中，吃掉了３００多万元补贴，欠了１１０万元债务，报废１１０多万元物资，产品销售额是个零。
这件事为什么值得回味？因为它证明，不投入更多的资源和资金便不能扩大供给的思路，不完全对。我们现有工业的潜力是何等巨大！
保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发生在这里。
最精彩的两着棋说起来毫无惊人之处：一为扭亏，３６家亏损企业减少到１家，亏损总额下降了９５％；二为减耗，产品物耗总水平下降３０％，能源消耗下降６０％。两着棋其实只是一着：挖潜。平平淡淡，但却使保定工业素质发生了重要变化。
有人说，“承包救了保定”——工厂已全部承包，而且承包合同全部兑现；
有人说，“技术改造更新了保定”——国营工业几乎把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用于技改，如今６４％的产值来自技改；
有人说，“新产品振兴了保定”——平均每年开发新产品１３０多种，这些新产品已占全市工业产出的一半以上。
……
这些都是重要的。但是，在保定，似乎还有一些无形的东西更重要。
在一连串的工厂兼并之后，保定硫酸厂也被并入保定电化厂。硫酸厂曾花掉１００多万元改造炼酸炉，还是不能多产硫酸，而且酸水酸气漏得到处都是。现在，电化厂又在它身上花了１００万元。两个月后，它把硫酸产量增加了两倍，不再亏损，也不再污染。当它与电化厂的另外一套盐酸设备之间连上一根管道之后，一个名叫“氯磺酸”的新产品诞生了。这弯弯曲曲的管道的力量实在不应看轻，它构成的联系使电化厂开发的新产品节约了１０００万元和两年时间。
前后两个“１００万”，结果如此不同，原因何在？是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重组。表面上，保定工业固定资产规模的扩大极为缓慢，实际上，它的已有的资产正在不停地流向效益好的地方。２０多家企业被“吃掉”，数千万元资产和１０００多亩土地已经进入高效低耗的企业，那硫酸炉只是其中之一。
（二）
当保定变压器厂作出“吃掉”亏损多年的重型电机厂的决定时，江城路两侧这两家工厂中一片哗然，形成针锋相对的两大营垒。变压器厂的职工说，这是“自己背着人家的‘包袱’，人家来吃自己的‘油水’”。电机厂的工人则喊道，“皇军来了，我们成了亡国奴”。一连串思想工作仍未平息对立的情绪，但兼并还是实现了，内部的重组也依然进行着。直到一年之后，原电机厂的工人和设备创造出３倍于过去的价值，因而也使变压器的发展大大加快时，纷争才终于平息，两大营垒趋于同一。
还有更大范围的冲突。一个例证是保定市实行的工业节能奖制度。它规定企业节能部分的２０％折款留给企业，谁节谁有，多节多留，全部用于企业节能基础改造以及先进个人的奖励。这对于企业提高能源利用率的刺激作用是可想而知的，但它同时也使市财政的收入减少。因为节能奖全部计入企业成本，这就减少了政府的税收。所以，这一制度在保定内部曾引起争论。政府坚定地实行这项制度，甚至还能把节能奖的实行范围从重点企业扩大到所有企业，它在４年间使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几百万元，却使企业的能源利用率提高了１．５倍。
政府要财政，部门要增收，企业要留利，职工要奖金，先进的要发展，后进的要吃饭……冲突无处不在。改革的困难似乎在于这种矛盾所包含的利益上的分配和磨擦。
“我们不只是为了分割一块已经烙出来的大饼”，市委书记韩立成说，“我们必须着眼于如何烙出更大的饼”。
在最近５年中，保定市工业企业的留利增长２８０％，最多；财政收入增长１７０％，居其次；职工收入增长１６４％，最少。利益的调整向企业倾斜。它使保定工业在国家投资逐年减少的局面中，仍有能力把技术改造的费用逐年增加。
亏损企业的补贴抽回来返还给先进企业，厂房、设备、土地也流入先进企业。电力缺口太大，保定市政府一咬牙，在３２个行业和３０００多种产品中，只选定７个行业和５０多种产品为保护对象，而将几十个工厂的变压器无限期封闭。利益的调整明显地向先进企业倾斜。它使高效低耗的企业更快地发展，低效高耗的企业更无立足之地。
利益的调整当然是要公平的，但最大的公平体现在向效益倾斜。保定这样做了，结果是工业效益的增长大大超过速度的增长。烙出了更大的饼。
（三）
说实在的，保定的选择并不是自觉自愿的，而是困境逼出来的。
１９８３年，当新的一届市委和市政府组成的时候，保定工业正处在谷底中。城区１２６平方公里的长方形地带上，集中着１２７家国营工厂和１１万职工，其密度与全国城市的平均水平大致相当。但在已经过去的５年中，保定由于“十年动乱”留下的种种问题，工业产值仅增０．２％。它的工厂里有一半机器没有充分利用，另外一半机器每开动一天就要亏损５万元。在国营工厂里的十多万职工中，差不多有一半职工每天的劳动不创造任何价值，反要靠国家的补贴才能生活……
平心而论，建新厂的诱惑很强烈。保定人一出城门，就堕入热闹的建设之海……保定若能施展一下“跑步（部）前（钱）进”的窍门，捞到几个项目，也有可能，“劳力安排一块，产值上去一块，地方留利一块，日子好过一块”。可是，有知根知底的干部翻箱倒柜，找出上面发下的文件，那上面白纸黑字：不在保定市布新工业点。
“眼光向外，山穷水尽”，市长田福庭面对保定的版图说，“我们只有眼光向内，靠潜力站稳脚跟，以效益赢得优势”。
好处是明显的，但它为此付出的代价也不少：市政建设进展缓慢，街区面貌变化不大，市民住房也很少改善。无奈，政府财政拮据，为了搞到整修民用电网的２００万元，市政府竟积蓄了４年……保定的平静中，确实是有甜也有苦。
“５年清苦，积蓄力量，以后的日子可能会好些”，保定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者们私下里怀着这样一种信念。
这里面实际上包含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保定市本届政府任期只有５年，它积蓄的后劲，更多的是在下届政府任内表现出来。为了经济健康发展，他们宁可这样。更令人欣慰的是，他们这种选择，已为上上下下所接受。厂长们总是把留利最大限度用于企业的发展，即使应当分给职工的奖金也不肯分光。出人意料的是，当厂长们多年把该分而未分的金额公布于众时，对增加奖金呼声很高的职工并无非议。
这恐怕是更可贵的政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