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列宁思想的胜利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列宁思想的胜利
杨甫
今年四月二十二日，是布尔什维克党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造者、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列宁诞辰的八十二周年。
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贡献给世界无产者解放事业的列宁，对于饱受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而奋起英勇斗争的中国人民，寄以无限的关心和同情。从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初步展开，在中国革命中发生的一切事变，都曾受到列宁的关心。列宁曾以高度的热情来歌颂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斗争。一九一二年列宁写的“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一文中，对于中国人民作了这样的评价：“这个伟大的人民不仅善于悲叹自己成百年的奴隶地位，不仅善于梦想自由和平等，而且还善于同中国成百年的压迫者作斗争。”
列宁认为，中国人民只有经过一次真正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获得自己的解放。“没有高度的真实的民主主义的高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摆脱成百年奴隶地位的真正解放。”（同上）这个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涨必须依靠人民的力量，“只有革命人民群众底英雄主义才能‘更新’中国，它能够在政治方面创造‘中华民国’。”（同上）
列宁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不仅只是限于热烈的同情和关心。由于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领导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这就使中国革命人民得到无限的鼓舞和启发，并获得了很多实际上的帮助。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的五四运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而也发展了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在这些理论的光辉之下，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面貌就为之一新。列宁指出：十月革命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已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已成为整个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的一部分。“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和主要是每个国家里革命无产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不是的，这一革命将是一切被帝国主义所压迫的殖民地和国家、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列宁：“论东方各民族底觉醒”）从此，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
列宁指出：殖民地国家的解放运动，首先应当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统治。“外国的压迫始终妨碍着社会生活底自由发展；因此，革命底第一步应当是推翻外国的压迫。”（“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在这种精神指示之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确地提出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列宁又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其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这个革命不但不应当袖手旁观，而且必须积极参加和领导，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共产国际应当与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底资产阶级民主派成立临时的联盟，但不要和他们合流起来，必须无条件地保持甚至在最萌芽的形式下的无产阶级运动底独立性。”（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斯大林坚决反对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是无产阶级的任务、而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任务，只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的谬论。列宁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得越彻底就越能保障工农大众在民主革命中的利益，越能扩大革命的群众基础，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
列宁反复地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工农联盟是民主革命的基础。列宁指出“落后国家人口底主要群众是农民”，并说：“以为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它在这种国家里一般地能产生的话——不与农民运动成立一定的关系，不实际上援助农民运动，就能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策略和共产主义政策，这不免是空想。”（列宁：“民族解放运动与共产国际底战略和策略”）列宁又在另一地方写道：“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是为民主主义而彻底奋斗的战士。只有在农民群众加入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这个条件之下，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为民主主义而奋斗的胜利的战士。”（“两个策略”）列宁批判孟什维克派说他们的错误之一就是“忘记了农民”。斯大林无情地揭露过托洛茨基派对于农民看法的反动本质。
谁忘记了农民，忽视农民的作用，谁就会犯严重的错误。
列宁的关于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也是极其宝贵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不是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必须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进行民主革命正是为社会主义创造前提条件。列宁说：“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无条件地只是社会主义者底短暂的、临时的任务，可是在民主革命时代中忽视这个任务，就简直是反动。”（“两个策略”）同时列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的一种反动论调，这种论调就是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应该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无产阶级发展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尖锐了后，这时候才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的许多科学著作如“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等，以及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都启发了中国革命人民来正确认识自己的斗争道路。而毛泽东同志就是杰出地把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具体而生动地应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不是千篇一律的在各个不同的国家死板硬套的公式，而是革命的指南。即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必须通过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特点来应用它。如果不考虑到每一个国家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特点，那么就会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列宁在“我们的纲领”一文中说：“我们并不把马克思底理论视为一成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巧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为一个科学奠定了基础，而社会主义者若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个科学向前推进。我们认为俄国社会主义者特别必须独立阐发马克思底理论，因为它仅仅提供出一般的指导的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局部说来，在英国是与法国不同，在法国是与德国不同，在德国是与俄国不同的。”列宁认为俄国社会主义者“特别必须独立阐发马克思底理论”，就是由于考虑到俄国的具体特点。
毛泽东同志正是善于考虑到中国的具体特点，善于独立阐发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
列宁提出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问题时，这样说：“在你们面前摆着一个任务，这个任务从前在世界共产党员面前是没有提出过的，这个任务就是：依靠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你们在应用于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独特条件时，须要善于把这个理论和实践应用于这样的条件，即农民是主要群众，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的残余。……由于东方的共产党组织（在这里你们便是这些组织底代表者），你们有了联系，并且有可能进一步关心在每一个国家内用人民容易懂得的语言来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了。”（列宁：“论东方各民族底觉醒”）而毛泽东同志正是善于把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地应用于以农民为主要群众的中国的典型，和善于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内“用人民容易懂得的语言来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模范。
毛泽东同志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中国的“五四”运动后的国际的和中国的新的历史条件，创造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已不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由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按其性质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就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它已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使它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毛泽东同志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俄国的及西欧的资产阶级加以区别，把中国资产阶级内部加以左、中、右的区别。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不是压迫别国的帝国主义，而是受外国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它在一定时间和一定阶段上还有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性，但另一方面它又害怕群众；一方面要求革命，另一方面又对革命动摇——这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二重性。中国无产阶级既要联合其要求反帝反封建的一面；又要斗争其害怕群众的动摇性的一面。毛泽东同志根据这种情况，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创造地规定了对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又是适合于中国具体情况的理论和策略。毛泽东同志既反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那种只联合不斗争的陈独秀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的错误和抗日战争初期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新投降主义的错误；又反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的只斗争不联合的，否认统一战线的教条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列宁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工农联盟是民主革命的基础。“左”右倾机会主义者不能也不愿了解这个真理。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机会主义者害怕农民革命“过火”，“刺激”了资产阶级，会使资产阶级离开革命而使统一战线破裂，因而帮助国民党镇压农民运动。机会主义者张国焘在革命初期则只强调搞工人运动，而实际上否认了农民的重要性。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李立三路线和以王明同志等为首的教条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忽视依靠农村根据地，而专心集中力量向敌人统治的中心——大城市作冒险的进攻，以及后来在中央根据地所采取的许多过左的政策，都是忽视了农民作用的重要性。只有毛泽东同志才真正理解了列宁、斯大林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这一句名言，并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而加以发挥了。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早期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热烈地歌颂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并和机会主义者作坚决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里看见了列宁所说的“高度的真实的民主主义的高涨”和“革命人民群众的英雄主义”。毛泽东同志说：“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起，毛泽东同志就一贯地把发动农民和领导农民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主要革命任务之一，并为此不断地和忽视农民运动的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照顾中国现阶段的具体情况，规定了中国革命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人民民主专政下从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准备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
毛泽东同志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方法，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创造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中国的条件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下，中国革命经过中国人民三十年伟大的英勇的斗争而取得最后的胜利了。新中国在世界上出现了。这三十年来伟大的英勇的革命斗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出现，正是伟大的世界革命导师列宁的思想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