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又一个历史转折点上——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在又一个历史转折点上
——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
季言志
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下午，当北京３０００多名学生走上街头高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之时，恐怕没有人意识到：这会成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
７０年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现代化的跑道上冲刺，回首往事，展望未来，人们也许能够觉察到：历史正在我们身边翻开新的一页。
救亡——
“五四”启蒙运动的动因与主旋律
正如２００年前的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只是它高潮的一幕；它的源头，是一场激荡了数十年的伟大启蒙运动。中国７０年前５月４日的学生示威，则是一次爱国行动，它的背后也是一场震古烁今的东方启蒙运动。
中国自从１８４０年被西方的炮舰轰开大门，压倒一切的矛盾是民族危亡。可以说，“救亡图存”四个字贯穿于整整一部中国近代史。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早醒的中国人睁开眼睛，向全世界寻觅救国之道。先是引进西方的器物和技术，接着是学习西方的政制变革，于是一幕接一幕地演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但它们都未能改变中国衰败的命运。
就在这时，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注意到西方的每一次社会大变革都有思想革命作前奏，由此开始了中国的启蒙运动。
从１９１５年９月《青年杂志》创刊起（一年后更名为《新青年》），短短数年间，在它的周围激荡起波及全国的启蒙思潮。
所谓启蒙运动，在欧洲，它是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社会时的一次文化转型；它所高举的理性和人道主义的旗帜，实质反映了现代商品经济冲动下思想解放和人的解放的要求。
在中国，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提出了“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口号。他们一面“只手打倒孔家店”，清算旧文化；一面高扬“民主”与“科学”，呼唤新文化；并试图以新文化去改造传统的国民性。
或许可以把这场充满现代色彩的新文化运动看作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轨的一个新起点。但是，当时的中国社会任何现代化的冲动，都首先遭到外敌的扼杀。压倒一切的依然是挽救民族之危亡。中国启蒙运动的直接动因，是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五四”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以来第二次百家争鸣时代，学术的自由与思想的开放是前所未有的。当时几乎全世界的思潮，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到中国的孔夫子，从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到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从圣西门到马克思，统统摆在中国人面前。
当时先进的中国青年为什么会选择马克思主义？理由很简单：它能指导我们救国救民。
不无讽刺意味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在“民主与科学”的故乡，帝国主义的战车践踏了理性。巴黎和会上强权战胜公理，强盗分赃竟分到名为战胜国的中国头上。这一切，不得不引起许多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厌恶和失望。就在这时，传来了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立即成为鼓舞我们的榜样。人们突然发现，马克思主义才是西方文明的真正精华。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一大批最有学问、思想最解放的知识分子，会不约而同地抛弃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思潮，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真实原因。
巴黎和会上列强继续侵夺中国主权的事实，逼得中国学生走上街头。从５月４日这天起，“五四”新文化运动转入“五四”爱国运动。不得不把救亡行动放到最优先的位置上。各种启蒙思想也不得不先在救亡行动中一显身手，接受实践的检验。
救亡的急迫任务塑造了“五四”以后整整３０年的中国历史。
在“五四”运动中完成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突然现身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五四”事业和“五四”精神最有力的继续推进者。启蒙运动的主要阵地《新青年》在１９２１年后成为中共的理论刊物。党的早期领导人几乎都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或勇士。
但是，严峻的时局再也没有留给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单纯的文化启蒙的从容机会。延续２８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无论是反对国内的封建、买办和官僚资本势力还是抗击外国侵略者，都是直接或间接从事救亡。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启蒙工作，包括坚决的反封建和更新人民的精神面貌，只能在政治和军事斗争中展开。
中华民族１００多年来内忧外患交织。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过种种政治力量，为什么到１９４９年偏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支政治力量赢得了全国政权？原因就是唯有它才给灾难深重的中国带来国家的真正独立和人民的尊严，带来统一与强大的希望。
这是人民的选择。这是历史的裁决。这也是发端于“五四”的启蒙运动和爱国运动沿着历史规定的通道继续发展的必然结果。
改革——“五四”呼喊的历史应答
如果把“五四”运动看作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次重要尝试，那么，它留下了丰硕的成果，也留下了未完成的课题。
实现近代化或现代化，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但是，李鸿章式的富国强兵梦随着北洋舰队的覆没沉入海底；康有为式的君主立宪梦随着“戊戌六君子”的断头迅速破灭；孙中山的共和革命推翻了帝制，却只剩下一个共和的躯壳。中国的传统社会只是在表面上剪掉一根辫子，实质上几乎原封未动。
《新青年》的斗士们也曾经呼喊要建立一个“新社会新国家”，并具体提出要用民主和科学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这种企图以文化启蒙推动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美好愿望也在现实面前碰了壁。就“五四”的文化启蒙运动本身而言，它在当时几乎只是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激动，并没有触动社会的基础。
中国的传统社会有两千年的根基，它深深地扎根在自然经济和宗法政治的厚土之中。中国的现代化要求，是在外敌入侵面前的被迫应变，并非像西方那样是内部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所以，如果不触动这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变换政治旗帜固然无济于事，单独推进文化变革也难免无路可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能取得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进行了相当彻底的土地革命，打击了封建地主势力，撼动了传统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基石，顺应了社会变迁的历史走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政治革命和军事斗争时，配合以大规模的民众启蒙工作。“唤起工农千百万”，谁说不是“五四”启蒙运动的某种形式的继续？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实质性变化，几乎都是政治、经济、文化变革交互作用的结果。任何单一方面的努力往往收效甚微。
然而，我们自始至终遇到的一个困难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直到新中国成立时，现代工业成分只占全部经济的百分之十几。一片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无法托起一个现代社会，也无法托起一个现代文明。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胜利，为中国通向现代化扫清了政治障碍，但走上现代化之路，还有经济与文化的重重难关。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全力推进工业化，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实质上是为日后的现代化做一项打基础工作。
我们在５０年代选择了产品经济体制和相应的政治体制，成为今天改革的对象。一些青年人觉得不可理解：早知今日，何必当初？问题的深刻性在于我们当初的选择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一面是西方世界对我们经济封锁，一面是北方的社会主义友邻用高度集权的计划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中国仿照后者的榜样同样迅速推进了大规模的工业化。
社会主义国家的产品经济体制缺乏活力的弊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暴露出来的。再加上我们的产品经济体制是建立在生产力和文化都相当落后的国土上，又使它的弊端在传统社会尚未逝去的落后阴影下得到放大。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闹剧，就是在反传统的口号下向传统社会的回归，在“文化革命”的旗帜下对“五四”精神的反动。
１９７８年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提出改革和思想解放，重新强调现代化的使命，重新倡导民主与科学。从一定角度看，这是对“五四”运动隔着６０年的一次历史呼应。正是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一场新的启蒙运动。
这场新启蒙已经进行了１０年。它同“五四”启蒙运动一脉相承，又全面地超越了“五四”。
超越“五四”的一个最鲜明的标志，是中国的改革开始向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进发。
迄今为止，全世界各民族的现代社会，都是在商品经济的地基上建立起来的。中国也只有通过商品经济的阶梯，才能走向现代化的明天。
这个现代化的明天，当然需要现代化的工业、农业、科技为基础，但它决不局限于经济科技领域。现代化是一种文明的演进和社会的转型，也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它应当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
我们今天的改革，就是这样的全方位改革。它要把１５０年来的民族复兴之梦变为现实，它要让７０年前现代启蒙者的呼喊全面落实在这片国土上。
商品经济——民主与科学生长的土壤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当我们今天的改革继续呼唤民主与科学时，人们不免要问：为什么“德”、“赛”两先生在中国有这般困难的遭遇？
应当指出，从“五四”开始讨论的民主与科学是指近代的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它们是在西方近代化的过程中生长起来的。它们的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从古希腊开始的文化传统。但它们的成形，却是在渡过了中世纪的专制与迷信之后，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和法国启蒙运动之后。这种文化精神同当时正在发展着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相结合，孕育了西方近代的民主制度。
中国有着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经济背景，民主精神与科学理性很难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下破壳而出，封闭的自然经济也没有对民主与科学提出自身的强烈需要。尤其是中国始终缺少商品经济充分发展这一课，所以当“五四”的启蒙者从西方请来“德”、“赛”两先生时，很难找到立足之地。
当时的中国，并不是没有尝试过议会民主。１９２３年，北洋军阀曹锟以５０００银元一票的价格收买国会议员５９０人，被选为大总统，史称“贿选总统”。历史只给旧中国的议会民主留下笑柄。
在这样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人走上了另一条寻求民主之路。党高举的旗帜就叫“新民主主义革命”。它不妥协地打击封建地主势力及其政治代表。另一方面，党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进行革命，造成了连西方民主主义者都惊讶的民众广泛参与政治的局面。在革命队伍内部实行的民主集中制，作为民主的一种形式，也使革命根据地成为名副其实的民主根据地。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搞民主起家并靠民主取得胜利的。
至于科学，在“五四”启蒙者那里，更多的是指一种理性精神。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中明确说：“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这同我们一度把科学狭窄地理解为自然科学与技术是有很大不同的。作为一种科学理性，对于肩负民族复兴和救亡重任的中国人来说，最要紧的是科学地把握社会和时代的走向。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所遵循的学说叫做“科学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正是一种科学理性指导下的事业。
回顾我们党走过的道路，包括建国以后的历程，凡是正确的时候、胜利的时候，都是民主和科学精神得到尊重和实行的时候；凡是犯错误的时候、受挫折的时候，都是丢掉了民主和科学精神的时候。
我们深刻的教训恰恰在于：为什么民主与科学会被时而拿起时而丢掉？它缺少一种制度建设，而往往落入人治的随意性之中。
现代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需要法律的保障，但它又决不是有了若干法律条文就能实现的。民主又是一种文化精神，需要在全民族上上下下培养民主意识。这种启蒙工作决不是短期内能奏效的。在缺乏民主意识的人那里，任何法律条文都将形同虚设。
民主需要广泛的大众参与，它在本质上是人民大众集体和各自利益的自主反映。传统的群众运动在其健康发展的时期，也有大众参与的强烈因素，然而在产品经济体制下，大家都吃一锅“大锅饭”，公民意识被平均主义淹没了，因此在旧体制下，很难发展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作为它发展的基础，需要在社会主义的市场平等交换中产生平等的公民权利与义务观念，培养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民主意识。
今天，仍然是我们党正确地把握了社会的历史走向，在确定中国的改革纲领时明确地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两大目标。这两大目标有如双翼，相辅相成，再加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一强有力的助推器，就有可能载着中华民族起飞，直抵现代化的明天。
但是，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建设都是一种历史的过程。它们决不是谁下个决心或者上面发个文件就能解决问题的。这几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充分体验了市场发育的艰难。很难设想，民主政治可以甩开商品经济的进程独自在一个早晨完成。“五四”以来脱离经济基础的民主呼喊屡屡落空的教训值得我们记取。
我们要坚定地进行民主政治的建设。既然是一种建设，就只能随着商品经济地基的打实，一砖一瓦地垒筑。这也许倒是最快捷的办法。
民族自信——渡过难关的希望
中华民族来到了又一个历史转折点上。我们正在告别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我们正在告别贫穷、落后、愚昧，走向富强、民主、文明。这个历史大转轨的契机，就是改革。
中国的改革进入第十一个年头。早期放权让利式的皆大欢喜迅即过去，新旧体制相持的困难时期来到了。
这是一个真正的改革困难时期。旧体制的基石早已动摇，虽然它迟迟不肯退出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但已无力再维持旧的秩序。新体制的框架正在构建，它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建立新的秩序。这就形成了在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失序状态。通货膨胀、道德混乱、腐败现象、读书无用等等，都是由此而起。
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时期，社会思潮也出现了错综复杂的情形。随着这几年文化学研讨热的兴起，几乎近代以来新旧各种文化社会思潮都涌了进来。这种状况很有几分像“五四”时期。各种思潮的碰撞和交锋并不是什么坏事。如果说，“五四”时期的大论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那么，在二十世纪末叶的文化大讨论中，也完全有理由希望获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改革遇到困难，社会上、尤其是部分青年中交替出现悲观情绪和急躁情绪。
中国有可能被“开除球籍”的警报并未解除，保持忧患意识，忧国忧民，正是爱国青年的可贵觉悟。但是，忧患意识决不等于悲观失望；中国在某些方面的落后也决不等于永无出头之日。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遇到过许多次民族危机，都闯过来了。如今，我们就要通过改革走上真正的民族复兴之路了，眼前的困难，可说是起跳前的一蹲，同历史上的许多次危机有本质的不同，悲观失望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我们要树立民族自信心，要改造和重建新的民族文化。这是“五四”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事业。
西方各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曾经走过了二三百年的路程。历史没有给今天的中国留下这么多时间，我们也不可能重复西方资本主义早年走过的路。中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朝着现代社会迈进。这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目标，但又决不是一个伸手就可以拿到的果子。作为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社会转型，势必伴随着剧烈的阵痛，也可能出现曲折。要求改革的道路平坦又笔直，只能是一种空想。有志于投身中国改革伟大事业的青年，一定要学会韧性而踏实的工作精神，避免急躁情绪和不冷静的行为。因为无论经济建设还是民主建设，脱离实际可能性，一厢情愿地急躁冒进，往往欲速则不达。
我们必须在一个共同理想的引导下，形成一种坚强的民族凝聚力。依靠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造成个体的活力与集体的合力相统一。中国毕竟早已不是７０年前的中国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早已让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且已经在改革的道路上迈出决定性的步伐。我们将朝着振兴中华的共同目标一往无前。
这就是“五四”以来的一部中国现代史对今天一代中国人的启迪和瞩望。（附图片）
上海交通大学学生为迎接学校举办的“五四”文化节。正热情排练《长征》组歌。 陈建华摄（新华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