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的命运 [复制链接]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玉米的命运
本报记者 凌志军
　　　　（一）
在一幅粮食产量统计表前，县委书记王建章眉头紧皱，尽管统计表上的红色箭头显示着安平粮食１０年来一直在稳步增产，尽管１９８８年全县粮食总产以２０％的增长率创下新的纪录，可是，玉米的命运仍在困扰着他。
安平县处冀中平原腹地，全县５０万亩耕地镶在华北玉米高产区，过去农家一向以玉米为食，庄稼的收获也总是“秋”大于“夏”。昔日玉米受人厚爱是可想而知的。１９８３年，小麦后来居上，总产和亩产均超过玉米，在全县形成“夏”大于“秋”的局面。这自然是安平农村中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是，随之而来的农民的“喜新厌旧”却是始料不及的。精力、技术、化肥、农药、水……几乎全都给了小麦，玉米竟是被冷落了。
最近５年中，安平小麦亩产突飞猛进地增长了５０％，而玉米亩产却减少１／３。
“重夏轻秋”，王建章对记者说，“农民的这种心理是发展粮食生产的一大障碍”。安平的领导者正是从这中间看到了希望：假如玉米与小麦同样增长，安平现有的粮食总产将增加３０％，即使把亩产仅仅维持在１９８２年的水平，今天全县粮食总产也可增加一成。
１９８８年初，县委、县政府定下决策：以玉米为突破口，推动全县粮食再上一个新台阶。
号召、宣传、规划、服务……干部们费尽心机。不料，农民的反应出奇冷淡。套种栽培的技术简明而有实效，不需增加任何物的投入便可使产量增长两成。可是，“太麻烦”，９０％的农户只凭这３个字就拒绝了增产的诱惑。
　　　　（二）
玉米的命运折射着人的心态。
像安平大多数农户一样，杨小整给自家的人和猪都安排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循环圈：小麦，人吃；玉米，猪吃。不能不种点粮，也不肯多种粮。“我不管市场粮价高低，”他说，“不占便宜，也不吃亏。”另一个农民嵇素贞的想法与杨家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不怕存粮，”她说，“就怕卖粮、买粮。”她家粮食种得多，余粮也多，但她不肯卖。她的儿子、儿媳都在城里干临时工，她担心家里无存粮，万一儿子回来赶上粮价上涨，买不起。很明显，现在不卖粮是为了以后不买粮。她眨着眼睛说：“过去存粮为备荒，现在存粮叫备市。”
记者在安平走村串户，随处可以感到农民煞费苦心地避免粮价过低给他们带来的损失。不少农户种粮，一为“定购”，二保“自足”，至于“自足”以外的部分，便可有可无了。
农民重夏轻秋的背后，是重自给自足、轻商品粮的心态。在政府看来，安平农民每年卖出的１０００多万公斤合同定购粮是可以算作商品的，在农民看来，这不过是为国家作了一份贡献，与商品不搭边。再加上干部的催交强收，市场的开关无常，生产资料的短缺与昂贵，粮食价格低于价值，这一切都使所谓商品粮在农民眼里有名无实。
安平县粮市辟在城南一片洼地中。每逢赶集日，车拉袋扛，人拥路塞，但是，真正的成交却打了很大的折扣。据市场管理所介绍，去年在这里成交的粮食，不过１００万公斤，也就是说，安平农民每生产１００公斤粮食，在市场上自由卖出的不到１公斤。
领导者们在全力抓粮食生产；而记者见到的每一个农民都说，“卖粮吃亏。”现实，比干部们会上讲的“道道”更有说服力。产粮、售粮均居全县前茅的台城村，却远不如北郭村富有的事实，谁都看在眼里。北郭致富的诀窍是始终把粮食生产维持在“一保定购，二保自足”的水平上，而将其他的劲儿全用到了药材生产上。因为１亩药材的收入比１亩粮食高４倍。
　　　　（三）
南王庄村的王小其似乎是一个例外。
此人曾一度闻名全国。３０多年前，他和另外两户农民组成的合作社，被毛泽东称为“五亿农民的方向”。今天，他再次成为全县瞩目的人。他没有什么副业，只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玉米上，施肥、浇水、打药，一株一株地授粉，再把全部的收获交售给国家。“你不要以为我的觉悟有多高。”这个老典型对记者说，“我种玉米是因为有一个好价格。”他种的全是玉米种子，县种子公司与他签订了合同，全部按市价购买，这可以使他得到３倍于普通玉米的收入。
真正的市场信号对农民的影响远远大于政府的口号。安平市场的粮价自去年秋后忽然涨了５０％至１００％，至今年春节后涨势仍然不止，这在农民的心理上引起一阵不小的骚动。安平的领导者也一改传统的作法，不断向农民通报市场价格变化，并鼓动农民到市场去。政府用了一年时间没能鼓动起来的“玉米热”，居然很快升温了。
种子站，往年过了清明，玉米种才开始出库，今年春节刚过，农民便在这里排起“长龙”。当然不是所有的品种都旺销。过去，农民只要生长期短，种着省力的品种，产量略低也不在乎。今年，大家却争购“玉米皇后”。虽然这“皇后”生产期长，难伺候，但产量相当高。这意味，推了一年没有推开的玉米套种技术，这回是不推就开了。
种子站的大门外，一位农民正蹲下身去，小心地把掉在地上的几粒“玉米皇后”一一捡起……
引导农民行为的力量明显地有两种，一为行政的；一为市场的。“行政力量办不好的事，现在市场的力量办好了。”县委书记王建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