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著作出版难面面观 [复制链接]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学术著作出版难面面观
石峰
作者们在愤愤然：出版界为什么如此“势利”？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年近古稀的学者，写成了一本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出版社惠允出版，但全国征订数只有３００册。于是出版社要求作者自己去书店兜售，凑足３０００册，否则不能付印。这位从来没有做过生意的书生不得不到书店沿门求情，订数仍不足１０００册。无奈只得拿出全部私蓄订了２０００册。书是出了，可是小小一间居室如何堆得下２０００册书？真是倒贴本钱活受罪。
复旦大学昆虫学专家忻介六教授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的信中说：“科学出版事业出现一件很使人担忧的事，就是由于科学出版物，特别是较高层次的科技书籍，科学出版单位均大批退稿，这不仅会影响科学事业的发展，也关系到工业化的基础，可能关系到子孙后代的事。”他请求“人大代表赴各地考察之时，把这个问题作为考察题目之一，在人大开会时提出一个正确的解决办法。”
　　　　出版社也苦不堪言，他们在利润的勒索下，赔进血本出版学术著作
据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报告：上海科技出版社近年出版２６７种学术著作，亏本达８００万元左右。其中由钱信忠主编的《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亏本２００万元，《中国医学大成》共１６卷，亏本４０万元，出版社因承担不了过于庞大的亏本，现仍有６０余种学术著作不得不推迟出版。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出版学术著作７２种，其中５１种亏本，共亏本２０余万元。目前已投印的学术著作有３０余种，都只能印一二千册。
指责出版社赔钱的书就不愿出，仍欠公允。
　　　　征订工作困难重重，研究单位买不起，新华书店存不起，真是无可
　　奈何
学术著作尽管读者面窄，应该说发行工作还是有潜力的。我们这么大国家，全国那么多图书馆、科研单位，除少数书以外，征订到三五千册应该不算难。确有这样的事实，一本书因书店征订数少，难以出版，出版社就自己重新征订，或作者亲自去推销，结果订数成倍增加，很快领到了“出生证”。这与发行渠道不畅有关系。但问题的另一面是，书作为一种商品进入市场，是不能想当然的。有的读者需要这本书，但不一定买这本书。高等学校图书馆是订购学术著作的主要对象，但近几年来，购书能力逐年下降。首先是购书经费紧缺。黑龙江大学图书馆，１９８６年拨给购书经费５４万元，１９８７年减为４２万元，１９８８年只拨给３１万元。另一方面书刊定价大幅度提高，与１９８４年相比，提高了一至两倍。据说，武汉大学图书馆１９８４年以前，每年购书１０万册左右，１９８７年只能购５万册，如果还是那点钱，１９８９年可能还购不到３万册。同时图书的出版量１９８４年只有４万余种，１９８８年已增加到６．５万余种，其中学术著作的出版量也相应增加，每一种书的购买量自然下降。有的同志会说，书非青菜萝卜，书店应适当储备一点。这话不无道理。不过储备书得占用资金。根据目前书店贷款利率，一本一元钱的书，在书店存放一年，所得折扣还不够付利息。何况目前出版社、书店的流动资金也是捉襟见肘。有个惊人的数字，１９８８年底，全国新华书店库存达２０亿元，其中有不少是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评职称靠专著，于是著作家蜂起，出版社被压弯了腰
由于实行了专业职务聘任，著书立说蔚然成风，这自然是好事，但也带来了出版承受能力问题。而且有的书平心而论，质量并不高，似无必要出版，由于有没有著作是评聘高级专业职务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书写出来以后都急于出版，给出版社造成很大压力。
对此，出版社采取了两个“绝招”。
一是对征订数太少的书，要求作者负责推销或包销一部分，以达到起印数。很多学术专著都有特定的读者对象，在书店发行比较困难，而作者往往比较熟悉。况且作者写了书，能不能销得出去全然不管，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今天，也不见得合理。但作为是否接受出版的前提条件，也确实太苛求了。
二是对亏损较多的书，要求作者筹款资助，并且也作为接受出版的一个条件，对此作者十分恼怒。这对他们来说，确实比写本书更伤脑筋，此法似“不得人心”。
　　　　出路之一：改变出版的税收政策，松一松利润这个紧箍咒
首先出版社要重视学术著作的出版，要通过改善经营管理，增强以盈补亏的能力，尽最大努力多出学术著作。
其次在税收政策上给出版社以特别优惠。目前我国大部分出版社要交纳数量可观的所得税，加上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实际负担达４５％左右。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对出版物的税收都采取优惠的政策，如英国、葡萄牙、日本、摩洛哥、巴西、哥伦比亚等，都实行零税政策。据说英国、日本政府都曾试图改变出版物零税政策，结果遭到公众舆论的强烈反对。苏联对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科技、学术专著和儿童读物，不但在税收上照顾，而且还给予必要的经济补贴。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对图书征税率平均为８％，最低的如意大利只征收２％。
在讨论我国出版业的经济政策中，不少人对实行差别税率颇感兴趣。从理论上讲，实行这一经济政策可以抑制出版社出版平庸的书，支持优秀学术著作的出版。但实际上由于学术著作一般没有盈利，因此也无税率可言。目前出版社赖以生存的畅销书，有一大部分将被列入高税率，使出版社以盈补亏的能力降低，结果反而导致学术著作出版更难。
　　　　出路之二：依靠社会资助，特别需要大企业向出版界援手相助，帮
　　度难关
设立学术著作出版基金时下是个热门话题。山东科技出版社设立“泰山科技出版基金”，受到社会舆论的普遍赞誉。继而重庆、上海、浙江等省市也设立了不同形式的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基金来源多为从出版社利润中切出一块，这实际上是用基金的形式补贴学术著作出版，即由过去的暗补改为明补。重要的是，这种补贴在基金使用委员会的监督下，把有限的钱补贴到有学术价值、迫切需要出版的著作上。但是由于基金来源是出版社，羊毛出在羊身上，实际上学术著作的补贴资金并没有增加，因此要缓解学术著作出版难，国家要拨款设立出版基金，应该向社会各方筹集出版基金，依靠社会的资助。
社会资助，并不一定非搞基金不可。现在一些大型企业为国家分担困难，资助办教育，办体育，当然也可以资助办出版。据人民卫生出版社反映，目前具有出版价值并宜尽早出版的医学学术专著有８７种，估计将亏本３００余万元，由于经济困难暂时难以安排出版。其中有黄家驷的《辅助循环》，王一飞的《生殖医学》，陶正德的《耳鼻咽喉科理论与实践》。笔者冒昧地提议，像北京制药厂这样著名的企业，能不能出资出几本医学方面的学术专著呢？谁资助出版了学术著作，应在书的显要位置为其“树碑立传”，承认其对社会的贡献。听说首钢正在开展企业文化活动，而冶金出版社目前就有５０余种较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因亏本太多而无力出版。双方能否搞个协作，使这批学术著作早日问世呢？（附图片）
五十年代进藏的西藏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黄文焕写有《“活佛转世”问题》等多部专著。图为黄文焕（中）和藏族研究人员探讨问题。
新华社记者 索朗罗布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