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赫马托娃与中国文学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

　　阿赫马托娃与中国文学
高莽文并画
端午节在即，我们将纪念伟大的屈原，同时我也想到《离骚》的俄译者——苏联当代大诗人安娜·阿赫马托娃，因为今年端午节之后就是她的１００周年诞辰。
阿赫马托娃在十月革命前度过了２８年，在苏维埃时代度过了４９年。漫长的岁月中只有最后几年她多少享受到一点生活的安宁，其它日子都是在凄风苦雨中熬过的。
阿赫马托娃的名字最早是以贬词传到我国来的。１９２７年上海创造社出版的《俄罗斯文学》一书指责“一些女诗人口口声声总是上帝，上帝，上帝！但是天上的上帝总解决不了地下的问题，恢复不了已失去的宝产！”女诗人中就包括如今遐迩闻名的阿赫马托娃。书的作者当时从莫斯科回来不久，熟悉苏联的革命文学。显然当时苏联拉普在文艺方面推行的极左政策，对我国革命作家不无影响。
那时译成中文并几次再版的苏联教授柯根的大著《伟大的十年间文学》，在我国进步文学界流传甚广。柯根不欣赏阿赫马托娃的诗，认为“她的诗的内容，最重要的是——直观的体验世界、静穆的祈求和宗教感情。”
１９２９年李一氓转译了阿赫马托娃两首诗：《完全卖了，完全失了》和《而且他是正直的》。这两首诗的译文经过郭沫若的校订。译者和校订者对这位女诗人评价是：“她的著作表现着这有天才的抒情诗人之古典的清澈意味与其沉着的用词。她的疏淡的韵文很喜欢用颠倒的简语。革命并没有威骇了她，依然在苏维埃共和国度她的生活。”评价客观而公允。阿赫马托娃当时经历着生活严峻的考验，但她从来没有想到要离开故土。她愿和祖国人民分享灾难与欢乐，也许更多的是灾难。
１９４６年，联共（布）中央颁布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议，我各解放区几乎都翻译刊登了。决议中的精神也左右了我国不少文艺工作者的思想。于是，阿赫马托娃又以一个“混合着淫声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的丑恶形象长期留驻在我国读者的头脑中。直至去年１０月，那个决议被苏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废除，认为“它歪曲了列宁有关领导从事文艺工作的知识分子的原则，著名的苏联作家们受到了无端的、粗暴的严厉批评。”
“文革”后，我有机会读到了阿赫马托娃的原作，厚厚的两大本，我不能不为之震动。这些诗是多么震撼人心而又赤诚地倾吐了苏联人民悲惨命运的声音啊！我明白了，她是作为女性在观察残酷的世界，她保持了自己的性格和观念，无情地表现了时代的真实。
当我发现我国诗歌领域的一些千古名篇是她翻译的时候，我更不能不对她表示崇敬之情。屈原的《离骚》的第一个俄译本就出自她之手，是她根据费德林提供的译文进行了艺术加工。
费德林是苏联著名汉学家，我最近在北京见到了他。我知道，他为翻译《离骚》付出了不少心血。我向他请教这件往事。他说：５０年代初，苏联准备出版屈原诗作的俄译本。他认认真真地将《离骚》逐句译成了俄文，然后登门拜访阿赫马托娃，希望她对译文进行诗的加工。开始，阿赫马托娃不肯接受这项重任，后来，经过费德林的宣传，她愿意试一试，不过，要求看些辅导资料。费德林为她提供了一批又一批，但她总觉得不够。而当时，她的独生子正在蒙受冤狱。她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完成了这部译作的不得而知，费德林只是告诉我：“她把我的译文，在字句上做了重新安排，于是译文就放出了光彩。只有她才有这种神奇的本领。结果就是现在的译本。它也许无损于伟大《离骚》的原作。”
除了屈原之外，阿赫马托娃还译过李白、李商隐的诗。翻译，并非她的本业，她的成就在于创作。她是在被迫停止创作的情况下转向译诗的。
阿赫马托娃在世时曾在《安魂曲》中表示：倘若有朝一日，在这个国家里有人想为我把纪念碑树立，那么希望不是在她的家乡海滨、不是在她欢度青春年华的皇村公园，而是在列宁格勒牢房的门前，因为她为探视无辜入狱的儿子曾在那儿停立三百个钟头。我不知道苏联人民是否准备为她竖立这座纪念碑，但神州大地已恢复了她的好名声，中国的文学爱好者在自己的胸膛里已为她筑起一座浩然正气的心碑！　（附图片）
阿赫马托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