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办文化——新的发展途径——访广东省文化厅厅长唐瑜 [复制链接]

第4版(文化生活·体育)
专栏：

　　社会办文化——新的发展途径
——访广东省文化厅厅长唐瑜
本报记者 易凯
记者：最近在广东采访，对贵省社会办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唐瑜：社会各方参与办文化，在广东始于８０年代初期，当时相继出现的由各单位、个人经营的种种娱乐项目和文化服务，在全省形成了一个经营性质的文化市场。其后，社会参与办文化的范围逐渐扩大，其目的也不限于直接的经济效益，经常出现的是企业联合主办或投资赞助文艺演出、艺术比赛，例如“六届全运会”、“广东欢乐节”、“羊城国际舞蹈比赛”等颇具声势的文体活动，都是在企业的鼎力赞助下举办的。再后，是近两三年，一些企业、街道、乡镇出于提高本单位文化素质的需要，纷纷致力改善当地的文化环境，开展群众文体活动。与此同时，不少全民制的文化单位（主要是艺术团体）采取了多种方式与企业联合，有的已以企业牌子开展活动；还有一些改为由承包者自主经营，不再由文化部门直接管理。据广东省１９８８年统计，社会各方组成的文化单位为１２９００个，还未包括农村中大量的文化专业户。总之，社会各方办文化在广东已成为一种越来越热的趋势。
记者：社会办文化为文化事业带来了哪些新变化？
唐瑜：变化有多种多样。首先，它改变了国家统包统管的旧体制，出现了国家、社会一起办文化的新格局。下面几个数字是有说服力的：据佛山市的统计，这几年由政府投放于文化建设的资金为１７００万元，由社会各方的投资为１３００万元。深圳特区，从建立特区到１９８７年，政府投放文化建设的资金为９８００万元，而社会投资高达４亿元。另一特区珠海市，至１９８７年，政府投资为１３３５万元，社会投资为１亿多元。
其次，社会办文化，通过各种渠道组织演出，促进了文艺的繁荣和发展，使人民群众能获得更丰富更多样的文化娱乐。以广州市１５个主要剧场（体育馆）的统计数字为例：１９８７年，进入这些剧场演出的国营艺术团体共５９个，演出８９４场；由社会临时组合的演出团共４６个，演出１０８场。１９８８年情况就有较大变化，进入这些剧场演出的国营艺术团体为４９个，演出２６７场；社会办团体为６３个，演出２６８场；社会临时组合的团为８１个，演出２２２场；国营、社会办团体、社会临时组合演出场次各为１／３，鼎足三分。
记者：社会办文化局面形成的历史原因是什么？
唐瑜：社会办文化是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出现的。我们国家从产品经济转向商品经济，改变了由国家直接经营和管理各种经济企业的做法，在产品经济模式下形成的国家直接管理各种文化事业的做法势必也要变化。实践早已证明，国家直接经营文化效益不一定全佳，社会办文化也是文化机制自身运动必然结果。
其次，它是与群众对文化生活的多种需求相适应的。在商品经济情况下，人民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和思想观念都在不断产生变化，求知、求乐、求美的愿望从未像现在这样强烈，开拓意识、信息观念、普遍交往的要求，都反映到文化生活上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办文化的格局才应运而生。
记者：当前社会办文化存在哪些问题？
唐瑜：主要有３个问题。一是文化主管部门观念转变问题。我们一些同志仍习惯于设想国家铺多少摊子、养多大的队伍来发展文化事业，对社会办文化新形势很不适应。二是处理国办文化与社会办文化的关系问题。社会办文化对国办文化起了很好的补充、配合作用，也必然产生矛盾。突出的表现就是艺术团体演员“走穴”之风。三是如何处理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问题。商品经济固有的消极作用必然反映到文化方面来，它将会长期存在，因而必须进行长期的工作。对社会办文化产生的某些消极因素，要靠完善各种管理法规，通过舆论、行政、法律和经济的手段来加以引导和管理，还要通过国办文化起主导和示范的作用，建立行政机制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文化新机制，使社会办文化越来越健康，路子越走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