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自省——曾卓谈“五四”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心探访

　　文人的自省
——曾卓谈“五四”
李辉
曾卓：１９５５年“胡风集团”案的发生，将他卷入逆境。磨难之中他吟出著名的诗句《悬崖边的树》：它的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
从历史中走来，不竭的诗情又平添冷静、沉重的思考。诗集获奖、散文集获奖、电视剧获奖，到了老年反而繁花满枝……
记者：我听人讲，您连续获奖的消息曾在武汉的市民中引起一番议论：“曾卓老是获奖，他一定是个高干子弟。”其实，他们哪里知道你这种经历的诗人是用毕生的心血在写作，与什么官场的一切不正之风毫无关系。
曾卓：为了澄清事实，我有时在大会上就讲：“我就是曾卓。”人们一看，这副老头相，一介书生而已。
记者：这种议论反映出人们的复杂心态，也是对现状的一种扭曲了的批评。如果每个人，不管哪种职业，哪级官位，包括文艺评奖，都是平等地竞争，摈弃一切外在因素的作用，大概这样的议论也就会自然而然地消失。
曾卓：所以，我常常想，历史走到今天，我们特别需要认真吸取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失误难免，但要尽量避免各种大的决策失误，使社会能健康地、稳定地在符合时代潮流的轨道上运行。作为一个文人，尤其感到我们这代文人是应该认真地反思自己的。
记者：六年前，记得你就对我说过，你们这代文人有更多的值得自省的内容，我一直没有忘记这句话。现在纪念“五四”７０周年，人们好像对知识分子本身的思考又深入了一步，不知你有什么想法？
曾卓：“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历史性地提出了“人的觉醒”，这是摆脱封建传统的关键。那时的知识分子，强调个人有独立自主的权利，提倡独立思考，反对依附古人，反对盲从封建权威，反对做习惯势力的奴隶，要求个人的个性和才能能够得到自由的发展。回想我们这一代文人近几十年的经历，我仍然认为文人的自省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你们这代七十岁上下的文人，大多是４０年代初开始创作，５０年代一开始便进入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时代。就知识分子而言，贯串始终的大概是思想改造运动。
曾卓：我从不认为文人——也就是知识分子——是十全十美的，是无可挑剔的，它本身也需要更新。问题是思想改造不是对“五四”传统的继承，将文人提高到一个更高层次的觉醒和解放，使其个性和创造力得以充分的发挥。相反，无休止的思想改造运动恰恰是取消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取消他们在思想领域的独立思考，强调一种盲从，一种对权威的依附。结果，连续多年的思想改造运动，造成了当代文人性格的扭曲，也使一些人品行恶化。
记者：我很同意你的这个看法。在思想改造中，很少有文人能保持清醒的意识。从大量的历史资料可以看到，历次大大小小的文艺批判、政治批判，走在前列的并不是别人，恰恰是当了官和想当官的文人本身。
曾卓：每当想到这些，我总感到一阵揪心的痛苦。鲁迅说过封建社会是“吃人”的，这种封建传统恶习我们文人身上何尝没有。几十年中，文人中有几个人没有对旁人打过棍子？有时我就反问自己是不是也“吃”了旁人？所以，当历史发展到今天，文人一方面要批判性地对整个历史作深刻的反思，同时，也应该无情地解剖自己，在解剖之中做更深层次的思考。我觉得巴金同志做得很好，开了一个很好的风气。我们这一代以及老一辈的知识分子，都应该结合自己的经历来思考“五四”留下的尚未完成的任务，通过个人的探讨，才会更有血有肉地感受“人的觉醒”的意义。
记者：失去独立思考的文人的悲剧性你认为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
曾卓：我认为文人的悲剧性至少有两种。一种是自己明明知道是错的，却违心地去承认正确，主动地放弃思考和言论的权利；一种是本身将错的认为是对的，完全不会去思考。依我看，后一种是更深刻的悲剧。我们今天如果还不能认识这些悲剧，不积极努力避免，那就不仅仅是文人的悲哀，更是全民族的悲哀了。
记者：问题是并非所有人都能认识历史的谬误，走出历史的阴影，更可怕的是像鲁迅所讲的麻木，会不会依然占据文人的灵魂。譬如，人们都说要反封建，但未必都清醒意识到它的紧迫感。
曾卓：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文人们思考的问题，特别是在纪念“五四”的时候，更可以想得深一些，广泛一些。我认为封建传统的可怕，在于它“化”入了我们的血肉，自己往往不能自觉。现在纪念“五四”，应该认识到知识分子启蒙的任务更重，这种启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人自己的启蒙，时时注重自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觉醒”的人；一是整个民族的启蒙，认识到真正的活的创造力是存在于组成群体的个体的自由之中，没有个体的独立性、主体性，就没有整个民族的创造力。　（附图片）
苗地插图